原種：這可能是高椅村重要的經濟賣點，今天的人講養身，市場講有機，旅游講究生態與健康，未來的原種農業會成為人們生活中的奢侈品。高椅因為環境偏遠，交通不便，農民大多數還用的是40多年前的種子，是可以留種子的原種，這些原種在今天看來一般般，是人們還沒有了解其價值所在。如果原種可以做成一個出彩的項目，它將成為高椅村品質與古農法的重要亮點。

　　村：高椅村是我見過保護最完整的，并依然有活力的村，這個村無需規劃，只要微調，不規劃就是最好的規劃。希望未來的高椅村分三個部分，一是原始村落的保存與發展；二是新村的建設與升級；三是選擇一個(30戶—50戶)做中高檔旅游，這三個部分，目標就是通過發展來保護高椅村，通過外部力量與內部自治相結合，完善村內資金互助，改善學校與養老環境，用外部的企業與市場力助推鄉村復興，再次凝聚高椅村與企業的互助互利，建立一個以村莊為主體(主權)發展與建設的高椅村。

　　自治：高椅村基本保持了傳統農耕文明下的鄉村自治，保持了以道德為標準、法制為底線的傳統村落，村民家中家譜、小土地廟、堂龕、祖墳等形式基本完善。村干部原來是鎮上領導，后來回到村里做村書記，在村中有一定的號召力，加上高椅村又與鎮在同一地，村民對村里的要求，政府的規劃，還是有一些在意。村因為是歷史文化名村，村內的旅游，已有了一個框架，村口有售票處，有導游，有村莊交通路線圖，村莊每年還有近百萬集體收入，這在中國傳統村落中是絕對少有的，這一切也正說明，這個村的鄉村自治形式是存在的，很難得。村為主體(主權)，不能因企業(投資)與政府的介入，削弱或取代村兩委的作用，而應憑借企業與政府的助力，還權于村兩委，助推村民自治，讓鄉村更具有生命力，也具有市場性。

　　尋找未來中國鄉建之路

　　孫君說，“鄉村建設中，最聰明的做法是把我們想法變成村干部的想法；最笨的做法是我們做村干部與基層干部的事。我們不是施工隊，我們不是做生意，我們也不是政府，那我們這些專家與學者要什么呢？這點很多人弄著弄著就找不到方向。我想，我們要的是未來中國鄉建發展之路，要的是建立中國本土的鄉建教學體系，要的是建立一套開啟民智，讓農民一看就懂，一學就會的鄉建方法，最重要的是要與政府討論，讓原住民能得到保護、讓農民成為項目最大受益群體的方法，讓村莊真正成為村民和外出打工者心中的家。”

　　中國的鄉建之路，在孫君看來，還遠遠沒有形成體系。但在實際工作中，他也總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步驟。他認為，尊重是合作成功的第一步。“今天中國建設美麗鄉村，其不利因素，我認為除了政府在管理與制度上有不足之外，更多的是專家與學者不適應鄉村，不了解農村，不知道如何與鄉村的人情世故打交道。有這種情緒就會產生疑慮，不易說到一起去。要先與村、鄉、鎮、縣的干部成為兄弟，再來批判與引導，這就沒有問題。”

　　第二，孫君認為施工隊很重要，這關系到規劃的落實：“落實規劃是三分設計七分做，要做好項目，就需要好的施工隊。這一點我們條件還不錯，我有自己的御用施工專家。這些施工隊平日要關心他們，尊重他們，要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與創造性。我在設計時，總是留30%空間給鄉村建造師，這部分是他們成長的空間。現在我已經留了60%的空間給他們。我一直以為，他們只要認真，建出來的就是農民要的房子。他們不會建歐式建筑，也不會建現代建筑，更不用擔心他們建奇形怪狀的房子，他們一出手就是本土建筑。我與他們合作，一方面要讓甲方或政府盡量不要拖欠施工隊的工錢；另一方面，要讓他們學會看圖，學會與專家溝通等等。還有一點就是你不能與施工隊有半厘錢的關系。做不到這種境界，就不可能有好作品。這些年我做的項目之所以有一些成功，就是因為我有幾支聽話又能負責的施工隊。”

　　第三，孫君關注從政府角度去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做事是全局視角，比專家與學者更宏觀；政府更關注民意和基礎性建設，專家與學者更關注微觀與細節，善于發現問題。但實際上政府要的是在諸多問題的狀態下，如何理出頭緒，如何找到最佳切入口，找到政府、農民與市場三方的共同利益點。而在項目推進過程中，大多數項目我們出方案與想法，政府安排本地施工與專業設計單位與我們對接，他們根據我們的設計做施工圖，我們再改，這樣就是真正的落地性項目。這樣當地技術人員會進步很大，能學到東西，當項目組離開，當地能留下一批真正的專家。規劃也是這樣，打破常規，一邊實施一邊規劃，我們只出設計方案。我們不想把時間浪費在無用的評審與規劃。建設與建筑是兩個概念，建筑是技術層面的硬件，建設是鄉村系統性的軟件。應該先做觀念與思想，之后才能做好硬件。今天很多人把建筑當成建設，這是犯了常識性的錯誤。”

　　總結起來，很多鄉村建設工作者，都把回歸和重塑傳統文化作為己任。而有關“鄉土中國”及其價值、命運的論爭，既繞不開古今中西的聯系，也離不了上下內外的糾葛。

　　農業耕作者和土地之間存在著真正的互動關系。相比之下，現代的城市和工業文明則并非如此。在關于鄉土傳統的論爭中，也隱含著“官治”與“民治”的區別。前者導向鄉土社會的“國家化”，強調以“公民教育”來治療鄉民之“愚”，后者則主張“鄉土化”和“地方化”，往前再推，還可導向“民本化”，正視和珍惜藏于鄉土和民間的文化財富。

　　而在實際的鄉村建設的過程中，正像孫君所說，每個地方都有屬于自己土地的緣分待開啟，其團隊在實踐操作層面上的成功，或許正能說明鄉土重建所適應的方式和方法——做到上下溝通，尊重當地已經形成的天地人和。如果不合，那就去理順，理順了，勢就有了，千萬不能用人為的所謂科學的“規劃”去破壞村落和諧。

　　孫君在鄉建的過程中，一直強調文化才是根本，要把握、發掘和培養每個村莊的文化，絕不是一個項目能在短期內完成的——這是一條極其漫長的道路，需要極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國智慧，需要在地人的共同營造，也需要古村落一樣代代傳承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