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獲得諾貝爾獎更重要

　　——特約評論 杭州日報房產報道部副主任 劉德科

　　王澍先生獲得2012年普利茲克建筑獎。這比中國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更值得慶賀。

　　王澍先生的作品一直飽受來自日常生活視角的爭議。比如中國美院象山校區的很多教室，僅設計了幾扇小尺度的窗，造成教室內部光線昏暗。我總是很替他著急地跟身邊的朋友們辯解：美院的教室一定要明亮通敞嗎?昏暗的光線，不是更有助于營造美院教室作為藝術訓練場地的憂傷氛圍?在王澍先生設計的教室里，藝術受訓者不是更容易耳濡目染地養成藝術敏感性?

中國美院象山校區

　　這只是我作為業余愛好者的一個小切口的解讀，我并不需要理會是否誤讀了王澍先生的設計初衷。我還不厭其煩地選用安藤忠雄的處女作，來作為對抗這種爭議的范例。日本建筑師安藤忠雄同樣是普利茲克建筑獎獲得者(1995年)，他在1975年接受一對夫婦委托，在日本大阪設計了一座狹長的住宅建筑。他在兩個房間正中設計了一個沒有屋頂的露天走廊，作為狹長形房子的采光來源。但是如果碰到下雨天，居住者需要打傘才能從一個房間到達另一個房間。因此，這個作品同樣頻繁地面臨來自日常生活視角的爭議：下雨天，為什么在自己家里還要打傘?

　　安藤忠雄在新近出版的自傳中解釋說：“讓住家不被安逸的方便性牽著鼻子走，打造出獨特的生活——為了實現這個愿望，我以質樸的材料，應用單純的幾何學建立構架，并在生活空間中大膽引進自然。這樣的住家，直到今天仍是我建筑上的原點。”

　　“不被安逸的方便性牽著鼻子走”，這同樣也可以是我作為業余愛好者欣賞中國美院象山校區的方法論，同時也是閱讀王澍先生所有作品的方法論。當然，也可以把普利茲克評委會的評審辭作為更正式的方法論：“王澍在為我們打開全新視野的同時，又引起了場景與回憶之間的共鳴。他的建筑獨具匠心，能夠喚起往昔，卻又不直接使用歷史的元素。……正如所有偉大的建筑一樣，王澍的作品能夠超越爭論，并演化成扎根于其歷史背景、永不過時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盡管我們身處動蕩的城市化進程之中，但我們仍然習慣于“被安逸的方便性牽著鼻子走”，麻木地忽略了日常生活中諸多“場景與回憶之間的共鳴”。王澍先生獲得2012年普利茲克建筑獎或許是一個極佳的契機：這不僅是一個讓普羅大眾關注建筑藝術的好時機，更是一個喚醒普羅大眾藝術審美熱情的好時機。中國若要進步，我們就不能在“安逸的方便性”中懶散而隨意地遺棄美，至少我們應該抽空去看一看就在身邊的中國美院象山校區，或者王澍先生在南宋御街上設計的部分建筑——那些“融入于杭州古城區內的亭臺樓閣”，身臨其境地去感受一下那些“場景與回憶之間的共鳴”。

　　這樣看來，中國人能不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已不再重要，因為王澍先生已經獲得了普利茲克建筑獎。我想，王澍先生本人及其作品之所以“能夠超越爭論”，除了因為他的橫溢才華，更因為在他背后，有著一群中國建筑師可以進入普利茲克建筑獎的提名范圍，比如張永和、劉家琨、崔愷、柳亦春、張雷、齊欣……反觀中國文學界，或許有那么一兩個優秀的作家，但幾乎不存在一個優秀的作家群體，所以中國的諾貝爾文學獎之路還很漫長。若世無英雄，豎子即便成名，他的名望也是假的，比如中國文學界;世多英雄，英雄的名望才是真的，比如中國建筑界。

　　這不僅是王澍先生個人的殊榮，更是當代中國仍然懷有美與理想的建筑師的集體殊榮。當然也是給予這些優秀建筑師發揮空間的業主及決策者的殊榮，中國美院院長許江先生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若沒有許江先生的許可，沒有中國美院象山校區極其龐大的創作場地，王澍先生很難如此輕易地摘取普利茲克的銅質獎章。

　　很多朋友和我一樣，為生活在王澍先生的主場——杭州而感到驕傲。如果說巴塞羅那是西班牙建筑大師高迪的巴塞羅那，那么我希望杭州是王澍先生的杭州。至少，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擁有更多“場景與回憶之間的共鳴”，并警醒我們不要輕易放棄對美的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