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天津日報》旗下新媒體新聞117在其微信公眾號上發表文章稱，趙晉在天津開發的水岸銀座及名門廣場項目將拆除，其中剛剛整體完工的水岸銀座最高一棟公寓高度已超200米，或將成為天津首個被拆除的超過200米的超高層建筑。

    消息一出，輿論嘩然。該文章援引知情人士的話稱，由于水岸銀座三座超高層均已主體封頂，受限于地理位置及周邊環境，或無法進行爆破拆除，只能進行人工拆除，預計費用將大幅超過名門廣場的拆除費用。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趙晉旗下公司曾以無足夠資金繼續開發為由公示退款退房，但界面新聞記者多方采訪了解獲知，目前有不少業主仍未接受賠償方案，不少業主還希望項目能最終交房并投入使用。

    有關水岸銀座和名門廣場拆除的消息雖尚未得到官方明確回應，但此消息一出，激起千層波浪，這位“趙衙內”過去多年在天津經營的龐大地產帝國也再度被揭開。

    水岸銀座，與海河僅一路之隔。在河的對岸，是城市規劃的主中心--小白樓地區。極佳的區位優勢，加上誘人的銷售價格，讓不少人對其抱以厚望并選擇出手。2011年底，水岸銀座開盤后曾一度連奪銷售冠軍的頭銜。它的開發商與名門廣場一樣，是在津城“紅極一時”、現已身陷囹圄的趙晉--江蘇省委原秘書長趙少麟之子。目前，趙少麟被立案偵查并被采取強制措施。

    名門廣場拆除已成定局，那主體完成封頂的水岸銀座又將如何？有人猜測，或許進行內部改造，或許拆除兩棟保留一棟。但新聞117記者求證得知，水岸銀座的3座超高層公寓將全部進行拆除。

    為什么一定要拆？

    盡管存在種種問題，有些購房者仍然希望能交房入住；甚至有人覺得，如果不是趙晉東窗事發，或許也能順利竣工交付。但這樣行得通么？業內人士表示，小區人口密度過高，會導致生活舒適度下降。而且，醫療、教育、文化等周邊公共設施是按區域內人口的密度來配置的，如果小區違規建設大幅增加居住人口，將超出其負荷能力，導致看病難、上學難等一系列問題。更加嚴重的是，一旦這樣的超高層建筑出現火災等情況，電梯、消防通道無法承受如此多住戶帶來的疏散壓力，結果將會是災難性的。

    拆除將是個大難題

    新聞117記者了解到，天津200米以上主體封頂或已建成的高樓目前共有30座，其中水岸銀座3號樓以208米的高度位列第23位。但誰也不曾想到的是，它會成為這座城市首個被拆除的超過200米的超高層。

    在水案銀座項目現場可以看到，3座超高層建筑比肩而立，1、2號樓距離海河不過50-60米的距離。而樓宇之間距離狹窄，陽光難以照射到樓與樓間的間隙中。

    “目前而言，天津乃至全國都沒有200米以上超高層的拆除經驗，可以說拆除難度非常大。”參與拆除方案策劃的專家告訴記者，人工拆除耗時將較長，且操作過程中存在一定的風險。拆除后的重建或將利用原有樁基，但地下室部分仍需要進行改造。最終拆除費用目前不好估算，要看實際操作情況。

    這樣的超高層，建成而不能使用，再花費巨資拆除，不但在國內沒有先例，在全球恐怕也屬罕見。就安全的角度考慮，拆除確有必要，但由此造成巨大的人力、財力、時間的浪費。 拆，難，不拆，隱患更大。不少天津房地產界業內人士認為，趙晉留下的這些項目如果不拆，將會在未來帶來長久麻煩。他利用關系違規營建的不少樓盤早已成為遺禍，相比于拆除所需的花費，未來對這些項目的修整和治理將更加勞民傷財。

    一度呼風喚雨的趙晉父子建立起的龐大房產帝國早已倒坍，但他們留給天津門臉上的這塊爛瘡如何處理，正在考驗天津市政府的智慧和決心。

    不僅僅是天津的水岸銀座，短短兩個月內，就有3起成本巨大的地標性建筑“倒下”，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僅僅一個月前，西安市一座1999年封頂的118米高樓被爆破拆除，成為“中國第一拆”；幾乎同時，鄭州一座2010年建成的天橋，因與當地地鐵工程存在矛盾，被整體拆卸。

    按照我國《民用建筑設計通則》規定，重要建筑和高層建筑主體結構的耐久年限為100年，一般性建筑為50年至100年。然而，不少建筑壽命與之相差不少。

    據中國建筑科學研究院估測，“十二五”期間，我國每年拆除的建筑面積約為4.6億平方米，按每平方米成本1000元計算，每年因過早拆除房屋導致的浪費就達4600億元。而該研究院對2001年至2010年公開報道的54處過早拆除建筑進行調查，結果顯示不合理拆除的竟高達90%。不合理拆除中，因商業利益、形象政績等原因嚴重不合理拆除的占55%。

    如果說將要創下“全球罕見第一拆”的天津水岸銀座，多少有點反腐陣痛的“止血”意味，那么，西安一個月前建成才16年的118米高樓被爆破拆除、鄭州建成5年的天橋被整體拆卸，便是十足的瞎折騰。

    不能說所有的短命建筑都有腐敗問題或者政績觀問題，但事實證明，權力沒被關進制度的籠子，城市建設的規劃就不可能有可持續、可保障的法治地位與科學規范。建了拆、拆了建，即便是單純意義上的圖謀政績，也是不可饒恕的一種腐敗，這是官員在餐桌上的浪費所無法比擬的。然而在規劃與建設的法治監管上，眼下似乎并沒有顯現出相應的力度，以致于呈現出比著拆、趕著拆的畸形政風。

    搞建筑不是搭積木，不能想建就建，想怎么建就怎么建。如果不搞調研、不做論證，僅憑個人和眼前利益就盲目拍板，那么不僅是在破壞城市發展，更是在勞民傷財。起初，有的建筑普通設計就可，卻非要弄得富麗堂皇；結果，有的建筑閑置多年而成“爛尾”，有的建筑與其他工程建設形成矛盾，因此不得不被拆。這些情形，均造成了極大的浪費，真金白銀的投入都有可能打了水漂。

    接二連三的“短命建筑”究竟該怎么管？對外經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長安撰文說，避免大量“短命建筑”出現，城市建設更應該注重有效性和長期性。有專家建議，應為城市制定15年以上的發展方案，嚴格落實執行。同時，抓緊編制省、市、縣三級政府部門權責清單，制衡地方行政官員更改規劃的權力，杜絕“一屆政府一套規劃”現象。

    此外，天津擊水律師事務所主任潘強指出，如果相關責任人不會因“樓倒”而“倒”，那么制度、規劃在行政權力面前往往就成了“一紙空文”。為盡可能避免行政干預過多，潘強建議，應出臺相關政策法規，健全建筑拆除法定程序及審批、監督機制，實施城市重大建筑工程項目建設和拆除的責任追究制度，對造成的損失和浪費一追到底，才能讓權力不再“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