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底，伴隨著春運的熱鬧，另外一種很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現象也開始上演--農民工討薪。討薪的背后是欠薪，欠薪又稱“拖欠工資”。這一名詞的歷史并不長，最早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農民工聚集的建筑業、服務行業和制造業。伴隨著社會的進步，其他行業的欠薪行為已得到很大改觀。然而，建筑業的欠薪依然是行業的普遍現象，成為欠薪的重災區。對此，當前社會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一直在繼續，也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當前社會普遍研究結論

　　關于建筑業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當前社會的普遍結論有三種：

　　一是，農民工自身權益意識不高。

　　根據統計，在涉及農民工討薪的案件中，農民工群體有以下幾個共同點，它們分別是：

　　1、沒有簽訂勞動合同；

　　2、沒有簽訂工資標準協議；

　　3、不掌握包工頭和用工單位的基本情況；

　　4、工資條上沒有包工頭確認簽字。

　　而上述這些又恰恰是農民工在日后維權中不可缺少的必備資料，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農民工通過正常途徑討薪的難度。

　　二是，法律制度不完善、執法不嚴。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2011年，“惡意欠薪”與醉駕一起被寫入刑法修正案，司法機關認定為惡意欠薪的單位和個人最高將被處以七年有期徒刑。但從近年來的實踐來看，兩者發揮的效用截然不同。醉駕入刑后，嚴厲查處了大量酒駕、醉駕行為，形成極大震懾，而打擊“惡意欠薪”的力度還需不斷加大。

　　吊詭的是，調查顯示，迄今所有被判刑的都是包工頭，更上游的大魚們依然逍遙于外，這是極不正常的現象。似乎開發商和建筑商們特別容易玩“躲貓貓”，把責任全部都分散出去。一旦遭遇到背景強硬的國字號開發商、建筑商，更是微妙。

　　而且，“惡意欠薪”的標準很難界定，造成“惡意欠薪”入罪執行不暢，給欠薪行為留有不小的法律灰色空間。

　　三是，建筑業獨特的用工制度——包工制度。

　　我國相關法律要求，工程項目必須由具備相應資質的建筑企業承建，但在實際運行中，建筑工程中普遍存在這樣的情況與現象，即：總承包-分包-轉包-再轉包，最后將施工項目直接轉包給包工頭個人。一些關系戶只需繳納一筆占工程造價2%-5%的掛靠費，就能借用建筑公司的資質從開發單位承攬工程，然后他們再層層轉手分包。

　　這種轉包、分包的現象，導致的是債權關系的復雜。由于層層轉包，導致責任主體分離，農民工和用工單位事實上不存在勞動關系，即使跟包工頭，也往往是口頭合同，提供不了正規的勞動關系證明。一旦某個環節資金出現問題，就會形成工資拖欠。

　　在這層層轉包中，始終處于“生物鏈”最底端的農民工，則被各種復雜的債權關系“推來推去”，致使討薪維權無從著手，像貝殼一樣被晾在沙灘上。

　　基于以上三種研究結論，十多年來國家和政府出臺的關于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的法律法規政策文件達到200多個，對農民工工資拖欠的政策關注度高于其他任何一個社會問題。但是，即便這樣，仍舊不能解決建筑業農民工工資拖欠的問題。

　　一份研究報告大膽提出資金墊付是欠薪的根源

　　2014年12月初，由多所高校“關注新生代農民工計劃”與公益組織聯合發布的《當代建筑業欠薪機制與勞資沖突調研報告》中提出，資金墊付是欠薪的根源。

　　《報告》認為，之所以遲遲解決不了農民工資拖欠的問題，是因為我們很少注意到地產資本在農民工工資拖欠中所扮演的角色，沒有真正意識到地產商從拿地到銷售整個流程都涉入層層的資金卷入與墊付才是欠薪的根源所在。

　　根據以上圖表顯示，高達八成的欠薪工地存在資金墊付，商品房、保障房墊資比例最高。

　　而被人詬病為建筑業潛規則的“層層轉包”，與之相伴的則是資金墊付，以及空手套白狼的可能性。層層分包及由此產生的層層資金墊付，這中手段的高明之處在于：一來緩解資金緊張，二來有效地讓本應承擔勞動用工主體的施工單位在法律意義上變得模糊不清，從而成為建筑資本實現增殖和有效規避責任的有效手段。

　　其結果是，當在工地出現勞資糾紛和安全事故時，施工責任主體往往是以嫁禍包工制的最基層食利者--包工頭--的方式逃避責任。因為根據調查顯示，勞務分包企業與開發商分列建筑業農民工工資拖欠的前兩名，它們所占比例分別為43.5%與31.2%。我們傳統觀念中所認為的“欠薪包工頭”所占比例僅為13.8%，即便加上“因包工頭無力支付工人工資而討薪”的比例也僅為18.1%。

　　假使《當代建筑業欠薪機制與勞資沖突調研報告》中關于“資金墊付是欠薪的根源”的觀點是確鑿無疑，那么，欲治理建筑業亂象，必先取消包工制度；欲取消包工制度，必先從源頭上禁止資質掛靠和工程轉包行為；而欲消除掛靠與轉包，則必先消除建筑業監管部門的“權力尋租”機會，加強建筑公司的資質管理，鏟除權力尋租與腐敗的土壤，從根本上減少資金從上到下的層層墊付。

　　在討論農民工討薪問題的過程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就是農民工自身的流動性強與技能水平的不足。

　　在當前的建筑施工中，存在著大量的人力小工，這類農民工流動性極大，他們沒技術，只能靠賣力氣吃飯，幾乎沒有議價能力。工程隊也不會不重視他們，他們幾乎不可能簽上合法的勞動合同。有活就召之即來，沒活就奔赴下一個地方。由于這種流動性極強的特點，加上建筑行業特殊的薪酬特點，出現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的幾率也會變得很大。

　　而與之相反的是，高級技術工種或是有某項技能的農民工，由于他們的流動性相對較小，一般在幾個固定的工程隊之間流動，勞動關系比較固定，議價能力也相對更強。一般來說，他們簽上合法的勞動合同的可能性很大，出現欠薪問題的概率也隨之減小。

　　然而，在另一方面，根據統計局在2014年8月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農民工中僅有30%接受過職業技能培訓，其中高級技工、管理人才和有專業技術特長的施工人才極其缺乏。此類勞動者的市場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從2003年起一直保持在年均1.5比1以上，而近年年均比率已超過2比1的水平。而院校培養人才遠不能滿足企業需求。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在2014年年初國務院新聞辦“農民工工作情況”的新聞發布會上也曾指出：技工招工難，反映的是轉型升級過程中中高級技能人才的短缺性。他表示，實施農民工技能提升計劃是解決“技工荒”的重要途徑。

　　為此，國家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改善這種局面。2014年6月發布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明確提出要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2014年9月，國務院下發《關于進一步做好為農民工服務工作的意見》提出要實施農民工職業技能提升計劃。

　　缺乏技能是造成農民工流動性強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他們融入城市、成為新型產業工人的主要障礙。而加強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是促進農民工就業創業、實現生活改善最現實的途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

　　孫中山曾根據當時的革命形勢和需要，將人群分為三大類：先知先覺、后知后覺、不知不覺，主張先知先覺喚醒后知后覺，從而帶動不知不覺。以此類推，建筑企業也可以分為這三大類，后知后覺者當屬在國家法制法規與現行政策下被動作為的企業，不知不覺者則為枉顧國家法制法規與現行政策的企業，而先知先覺者則在遵守國家法制法規與現行政策的情況下，主動有所作為，主動革除種種弊端的企業。

　　對于建筑企業來說，主動有所作為，也許在短期內會給企業的業績造成一定的影響。但是從長遠來看，消除拖欠農民工工資的負面影響，不僅能夠樹立行業典范，提升企業的品牌影響力，也能夠招徠更多的技術人才，進而促進企業的長遠發展。

　　而建筑企業主動有所作為該從何處著手？

　　一是，繞過勞務分包，直接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根據《工調2013》對全國東部、中部和西部代表性城市的建筑工地的調研情況顯示，全國建筑工人勞動合同簽訂率只有17.4%，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而另一方面，如今建筑業用工制度已經到了一個大洗牌的時代，包工頭利潤空間在下降，生存愈來愈艱難；建筑業勞務制度越來越沒有價值可言, 建筑業勞務分包公司已成為阻礙建筑業勞資關系正常化的最大阻力。建筑施工企業應直接與工人訂立勞動關系，讓建筑業用工制度走上健康規范的軌道。

　　二是，建立穩定薪酬制度。根據調查顯示,“依照約定，全額結算”或是“年底結清”或是“工程結束結算”這樣的薪酬制度出現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比例遠遠高于“按月結算”或是“固定薪酬”的比例。“按月結算”或是“固定薪酬”的薪酬制度，不僅能夠提高農民工的生活質量，也能減少用工短期化所產生的諸多勞資糾紛。

　　三是，簡化建筑施工管理。這樣可以使得建筑業農民工直接對應總包施工企業，勞動關系更加明晰；而總包施工企業也通過去除勞務分包、包工頭等層層“剝皮”的環節，不僅簡化了施工管理，而且總包施工企業可以獲得更多的利潤，并讓渡一部分利潤改善工人的生產生活條件。對于施工企業更為重要的是，因為工人待遇的提高，工人便會長期跟隨項目部施工，工程質量也能夠得到保障。

　　四是，為農民工提供職業技能培訓。2015年1月20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國民經濟運行情況顯示，我國勞動年齡人口自2012年以來，已經連續三年出現絕對數量下降。人口紅利正在消失，特別是對于勞動密集型的建筑業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而根據前文所述，在人口紅利正在消失的同時，高級技工人才和有專業技術特長的施工人才極其缺乏，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出現“技工荒”的困境。

　　在此情形下，建筑企業不僅應該只有壓力，更應該有改變這種情形的動力，主動為農民工提供職業技能培訓。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建筑裝飾協會官方網站中裝新網于2014年特別制定了職業教育平臺建設戰略規劃，提供覆蓋建筑裝飾全行業就業崗位的職業培訓項目，擬為行業培養更多適應市場需求的優秀設計師、管理和施工人才，改善建筑裝飾行業的人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