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討論多年，進展緩慢。年前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的權利。這對于提升農民的積極性，發掘農村土地的經濟價值，提升農業的競爭力都是十分有益的。

　　在剛剛過去的2013年，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已經顯現出了新氣象，農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流轉面積達到26%左右，家庭農場的平均面積達到200畝左右，全國很多地區已經開始試水土地流轉，這對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必將產生良好的效果。

　　但是在土地流轉的過程中，另外一種現象也悄然出現。據媒體報道，大批商人運用手里的資本，在我國的河北、河南等地購買土地。

　　資本流向農村，對于農業的帶動與提升，產生了不少積極的作用。2013年中央1號文件就提出，鼓勵和引導城市工商資本到農村發展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種養業。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負責人表示，工商企業進入農業有利于利用社會力量增加農業的資金、科技和裝備投入，引進先進的經營管理方式，加速傳統農業改造和現代農業建設。

　　資本活躍在廣闊的農村土，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隨之而來的是被貼上“圈地”“投機”“資本炒作”的標簽。不少學者和官員對此次資本的流入，多少也表示了擔心，認為這對于農民的立身之本必定是“滅頂之災”，將導致農民失地“出局”現象愈發突出。還有人擔心，資本的入侵，正加劇著“非農化”和糧食供應的潛在危機。

　　雖然還存在爭議，但資本已經瞄準了農村土地，來勢洶洶。

　　今年的一號文件首次提出，賦予農民對承包地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同時提出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十八屆三中全會和今年中央的一號文件中，關于土地改革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政策也更趨明確。

　　外界普遍認為，中國目前最需要的就是改革紅利和“解放思想”，農村土地方面的改革，恰恰能成為最好的“注腳”。更關鍵的是，上述政策能很好地適應李克強總理提出的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方向。

　　一項預測顯示，以2020年中國城鎮化率突破60%為例，即城鎮人口大約為8.5億人，比2012年底的城鎮人口凈增1.4億人。媒體稱，“中國城鎮工礦用地規模已突破10萬平方公里，據此測算，按人均100平方米為新增城鎮人口提供工礦用地，至2020年，城鎮工礦用地總量將突破11萬平方公里，該數據將大大突破國土資源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中規定的10.65萬平方公里的控制目標。”

　　南京大學教授宋頌興看來，目前耕地有限，農村建設用地能流轉有助于解決用地矛盾問題。而農民城市化以后，原有的耕地進入市場流轉，可以使農村土地相對集中，有利于小農場、農業現代化經營的建立。“土地改革是加強土地的集約化利用的最好的突破，同時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宋頌興說。

　　目前，全國很多地方都在積極探索土地流轉。安徽、海南、山東、上海等已經開始了加快土地流轉試點，推進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在相關的探索中，通過資本的引入，流轉起的土地在資本的撬動下，釋放出驚人的土地紅利。這種探索精神值得肯定。

　　如何讓土地利用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由大手大腳用地向厲行節約用地轉變、由寬松優惠供地向從嚴從緊供地轉變、由約束性不強的管理向依法嚴格管理轉變，這些問題都是我國發展面臨的難題，也是制約很多國家發展的瓶頸。傳統的農業大國阿根廷的做法或值得借鑒。

　　阿根廷的農業得以迅速發展，除去土地和氣候的自然優勢外，還有靠專業公司占盡先機。這種由專業公司進行的農業現代化模式其實就是一種資本經營。農業公司本身不一定擁有土地產權，而主要向農場主租土地。原先在農場工作的農業員工一般都保留。阿根廷的土地市場很發達，土地買賣價格和租賃價格靈活透明。農業公司在租到大片土地后，根據對國際糧食市場形勢的預測，決定播種品種，然后組織播種、收割、確定出售時機。這種經營模式不僅具有規模化和專業化的優勢，在爭取金融支持、把握市場信息、推廣科技投入等方面也占盡了先機。

　　土地流轉，究竟由誰來主導？怎么流轉？錢從哪來？地作何用？相關的討論逐漸發酵。據南方周末報道，在土地流轉的諸多嘗試中，兩種不同的做法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兩種試驗：

　　李昌平是反對資本進入農村的一方。四年前，他在河南省信陽市郝堂村成立夕陽紅資金互助社，資金取之于村民，亦用之于村民。發展成為全村八成以上的老人都加入，資本金超過兩百多萬的互助社。此后，村里成立了一家綠園生態旅游開發公司，綠園公司從互助社貸款160萬，用于最初的征地補償。這160萬，撬動了5000萬的建設。村里基礎設施建設已經超過這個數。到現在，郝堂村中心村的新農村建設基本完工，成為城里人的休閑之處，每個周末都有數百游客，最多的一天超過3000人。村里有了新的機會，一百多年輕人陸續回來了，村民說，靠農家樂和農副產品銷售，收入增長了至少一半，多的翻了一番。2013年后，郝堂村互助社除了資金，村民甚至還可以把土地、房產都“存”進這個互助社。每年收益是房屋估值的1%-2%。村民還能以房產估值的50%抵押貸款，也可以估值的50%提供擔保。

　　在李昌平的土地流轉金融試驗里，最重要的一點是，通過資金互助社以及土地開發公司的運作，建立“村社共同體”的“經濟基礎”。四年時間，互助社資本金從34萬增加到230萬，而村集體擁有的固定資產從不足100萬增加至五六百萬。

　　“中國大多數村莊，還是小農經濟，不適合大資本。資本下鄉，就是個劇烈的過程。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一定是個反反復復的過程，進城，退出城，進城，退出城。”李昌平覺得，自己始終是在替沉默的小農群體代言。

　　王世渝力挺資本下鄉。就在李昌平開始在郝堂村的鄉村試驗一年后，2010年7月，王世渝設計的土地流轉信托方案在湖南省益陽市草尾鎮找到了試驗場。益陽建立的是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土地流轉信托平臺。借由信托制度，土地三權分離--耕地、山地等土地所有權仍然歸村集體所有，承包權屬于村民，經營權則在村民自愿的前提下流轉到信托公司，由公司代為打理，出租給“大戶”，村民在此間獲益頗多。益陽模式引來無數地方政府爭相拜訪。后來的另一個著名試點--福建“沙縣模式”--亦脫胎于此。

　　隨著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的土地熱，王世渝也在不斷升級農民的土地流轉信托，保證農民的財產權益。發行基金，用基金投資做基礎設施。同時由農民權益的受托方信托公司和基金的有限合伙企業成立合資公司。基建改造完成之后可以“分包出去”，比如，能源外包，然后電費分成，收益則由農民和基金投資人分享。

　　工商資本進入農業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轉變、農業向現代化轉型、農村生產要素關系變化的必然結果，是市場利潤、政策紅利、圈地誘惑等共同引致的現象，是一個長期趨勢而非曇花一現的短期熱潮。

　　業內普遍認為，從發展趨勢上看，土地與資本結合不可避免，“資本下鄉”是農村經濟社會持續協調發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土地與資本的結和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資本進入農業領域，如通過土地經營權的流轉，把土地集中起來，進行規模經營，搞集約化、規模化、機械化、專業化；另一種是資本進入非農領域，主要是資本與土地結合，用于非農生產。如城市資本進入農村，開發旅游業，或城市資本進入農村，租用村集體土地，投資設廠。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表示：“現代農業要破局，需要在農業當中通過更多的現代生產要素，需要把現代的經營模式引入農業。但是，現階段資本下鄉，道路并不平坦。”

　　浙江省發改委發展研究所所長卓勇良等專家表示，政府應積極引導，完善相關的投資政策和配套措施，將企業投資農業的“暫時性選擇”引導轉變為“長期選擇”，并引導資金在農業領域內部的流向，進一步發揮農業投資的吸納、拉動效應，促進現代農業快速發展，拉動涉農經濟較快增長。

　　多位專家也在媒體采訪時表示，今年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將進入深層次領域。農地入市、土地承包制度、征地改革、宅基地管理等四方面將成為主線。

　　對于決策者而言，需要在農民利益和企業效益方面尋找一個平衡，更為關鍵的是，尊重市場規律，保持市場活力，探尋一條資本服務于現代農業的道路。對待工商資本下鄉，宜“疏”不宜“堵”，賦予工商資本進入和退出農業領域的自由選擇權，同時加快推進各項配套改革，搞好“準入管理”和過程監督，將資本的逐利性與農業的公共性結合起來。只有資本，沒有政策導向，農村發展不起來。光有政策，資本不到農村去，也不行。只有二者結合起來，才能給廣闊的農村帶來無限的機會，同時也會給企業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比如鄉村旅游、農業的集約化生產經營，會顛覆過去傳統的刀耕火種、一家一戶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