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之城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被認為是設立雄安新區最直接的目的。但如果只注意到這一定位，而忽視雄安同時也是創新發展示范區，就看不到新區設計初衷的根本所在。

　　專家咨詢委員會成員、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院長劉秉鐮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如果僅僅是為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新區完全可以選址在離北京更近的北三縣或者廊坊。

　　“就一般的規律來說，大城市功能的疏解不宜超過60公里。雄安離北京110公里，而且是一張白紙。”他解釋說，“中央之所以在這里選址，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將它視為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中的一環。”

　　2015年6月在經過中央政治局審議后，《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對外頒布。這份規劃綱要對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做出了頂層設計，明確地回答了該戰略要干什么、誰來干、怎么干等一系列的關鍵問題。

　　“要干什么呢?就是要建設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這是一個很高的目標。目前全球已經有六大世界級城市群，我們要建第七個。”劉秉鐮說，正是圍繞這個目標，再加上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考慮，中央最后才做出了設立雄安新區的決定。

　　雄安位于京津保腹地，區位優勢明顯，與北京、天津恰好構成一個等邊三角形，距離北京、天津和石家莊分別約105公里、105公里、155公里。

　　“因此，通過雄安，可以有效地銜接北京、天津、石家莊等地，有助于京津冀世界級城市群這一宏偉目標的最終實現。”劉秉鐮說。

　　在雄安新區設立之前，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起，已陸續批復設立了18個國家級新區。此外，還在80年代成立了5個經濟特區。劉秉鐮認為，這23個新區(或經濟特區)，最成功的是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

　　雄安新區在設立之初，也被賦予了與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同樣的歷史高度。中央希望它也能像這兩地區那樣具有全國意義。

　　深圳特區的設立處于中國對外開放的初期，它通過引進海外的資金，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完成了早期的積累;而浦東新區的建設正逢中國擴大開放的節點，它依靠深化體制改革，升級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實現了經濟的騰飛。

　　“它們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也享受了改革開放和經濟高速增長所帶來的雙重紅利。”劉秉鐮說，“同時，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均位于沿海地區，具有利用外資，發展外貿的先天條件。”

　　“當前，全球經濟還未完全走出低迷，我國經濟也進入新常態，下行的壓力仍很大。之前依靠引進資金、技術，消耗大量資源和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走到盡頭。”劉秉鐮說，“雄安又不靠海、不沿江，唯一的出路就是創新。”

　　雄安面臨的機遇和挑戰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央在把它作為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的同時，也賦予了它創新發展示范區的定位。如果說前者是出于現實的考量，那么后者則是著眼于時代的使命。

　　作為一個新區，雄安擔負著要在內陸闖出一條創新驅動發展模式的任務。專家咨詢委員會副組長、中國工程院副院長鄔賀銓說，“中國很多內陸城市和區域要想復制深圳或浦東比較困難，但與現在的雄安更相似，所以將來雄安走出來的路會具有更大的推廣意義。”

　　對此，雄安新區也是深知責任重大。9月上旬，雄安新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陳剛對外界宣布了新區建設的三條原則，傳遞出探索經濟發展新模式的強烈信號。其中，第一條就是絕對不搞土地財政，被輿論認為打響了中國地產業巨變的“槍聲”。

　　過去幾十年，地方政府通過搞土地財政、依賴房地產發展地方經濟的模式，一直飽受詬病。這種做法不僅推高了房價，而且使經濟缺乏持續發展的動力。陳剛此番表態意味著，新區將肯定不會再走房地產主導的城市發展老路。

　　據悉，擺脫土地財政后，新區財政收入將主要來自稅收，以及土地增值收益。與此同時，政府對農民的占地補償，也將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對農民一次性補償，另一部分是折成“股份”，農民每年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分紅。

　　有分析認為，這種“農民股東”模式，使未來的土地使用權由政府和農民共有，以往的房地產開發商將變身為“房產”開發商，不再擁有土地使用權。開發商也將因此告別囤地模式，向制造業模式轉變。

　　“地價、房價是新區這座高樓大廈的基石。”雄安新區黨工委副書記、管委會常務副主任劉寶玲說，“如果這兩個問題處理不好，新區的一切都無從談起。”

　　制度的創新，最終還需要體現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中，否則雄安就無法擺脫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成為一個內生性的創新城市。按照中央的要求，新區將著力發展高端高新產業，積極吸納和集聚創新要素資源，培育增長新動能。

　　對于高端高新產業，目前業內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不過，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之前在談及雄安未來的產業布局時曾表示，新區應該發展以智能制造、綠色制造和服務制造為核心的高端制造業，比如芯片制造業、人工智能產業，“因其發展資源環境負荷小，符合綠色生態宜居城市的定位”。

　　按照8月中旬北京市與河北省簽署的合作協議，北京將引導以中關村科技園區為代表的科技創新要素資源，到雄安新區落地，打造一個升級版的中關村。

　　北京市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劉伯正表示，北京未來將和雄安新區在創新方面，實現錯位發展和有機聯動。外界分析，這意味著今后北京將更多的著眼于基礎研究和科技創新，而雄安則負責創新成果的轉化和落地。

　　與此同時，雄安也在積極與國內一些創新能力較強的企業進行溝通，希望它們能夠在新區布局。據專家咨詢委員會成員、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院長李曉江透露，今年7月，專家咨詢委員會專門到上海開了兩天會，邀請騰訊、百度、360和阿里巴巴四家互聯網企業的負責人座談，河北省委主要負責領導也出席了會議。

　　“目的就是一個，想聽一聽，如果到雄安發展，他們希望新區提供哪些條件?”李曉江說。

　　從已披露出的消息看，雄安未來可能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幾個領域率先發力。目前，不少城市提出發展人工智能，但形成規模的不多。中國電科、中國電子等企業已表示，要在雄安布局，發展人工智能產業。

　　大數據是信息技術領域當前的一大熱點，同時它也是構建智慧城市的重要內容，電子商務、物流、交通、金融、醫療領域都離不開大數據的應用支撐。近些年，中國大數據產業發展迅猛，尤其是偏居西南的貴州更是異軍突起，成為這一行業的翹楚。

　　雄安新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陳剛，在“空降”河北前，曾是貴州省委常委、貴陽市委書記。他在貴州任職期間，正值貴州大數據產業崛起的關鍵時期。輿論分析，這很可能也是中央調陳剛到雄安出任要職的考慮之一。

　　7月中旬，中關村部分企業家到新區實地調研。陳剛對他們表示，新區將通過提供優質公共服務、構建快捷高效交通網、改革住房保障模式等措施，為發展高端高新產業創造良好的條件。

　　有分析認為，雄安雖然對標深圳和浦東，但不會是過去任何一個城市發展的復制品，它的發展將講述一個未來新城市的故事。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蔡如鵬

　　本文首發于總第824期《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