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是中國經濟關鍵時期

　　我個人認為”十三五”是中國經濟最關鍵的時刻。這是因為在”十三五”期間，我們將面臨一系列嚴重的挑戰。

　　第一,“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我們能否完成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目標，新要求，最關鍵的就要看接下來的五年，我們能否保持經濟社會的平穩較快發展。如果我們能夠在未來的五年中保持中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則十八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目標新要求就有可能實現。反過來中國經濟就可能出現比較大的波折。

　　第二，三中全會指出到2020年要全面完成本決定改革任務。三中全會一共提出來365項重大改革，有些改革已經得到落實。有些改革已經編制了方案正在落實。有一些改革方案還處在進一步的建設和討論過程中。按三中全會的要求，在“十三五”末，我們必須全國完成三中全會所確定的所有的改革。

　　第三，以可控的方式和節奏主動釋放風險。當我們處在高速增長階段的時候。經濟的持續高度增長可以掩蓋消化吸收各種矛盾和風險。當高速增長階段結束以后，在那個時期所積累的矛盾和風險在接下來這個階段則可能集中爆發。我們采取方式，系統性的金融危機則不可避免。一個可行的方法是主動釋放風險。讓風險有續釋放不斷的減輕壓力，我們才有可能避免系統性經濟金融危機。

　　接下來的挑戰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市場上90%的國家都會出現長期的經濟衰退，我們把它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目前正處在十分關鍵的時刻。我們認為體制改革，宏觀政策，具體的措施如果出現重大偏差。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杞人憂天。

　　邁入高收入社會世界銀行把世界所有的國家分為四類，第一收入國家，下中等收入國家，上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新世紀之前我們一直是世界上的低收入國家，進入新世紀之后，我們成為世界上的下中等收入國家，2010年中國收入跨越下中等國家，我們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如果在“十三五”的五年中，我們能保持中高速增長，那么到2020年，我們的人均國民總收入將有可能超越高收入國家的門檻，進入到高收入社會的行列。當然與之相關的要提升產業在全球價值的地位。過去我們以低附加值產品為主的時候，我們在全球分工的時處于不利地位，我們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勞動的成本大幅度上漲，還有土地能源，資金原材料的上漲，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別的出路，唯就通過創新，逐步在高附加值，搞科技含量的產品上形成我們新的優勢。也就是從產業鏈的低端逐步向產業鏈的中高端。李克強總理經常講“雙目標”，所謂雙目標說的是保持中高速增長和邁向中高端水平，講的就是這個意思。

　　最后一條是提高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制度性話語權。我們現在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們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但是很遺憾的是我們仍然是全球合乎經濟金融規則的被動接受者，我們是全球大宗商品價格被動的接受者。這與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是極不相陳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在提高硬實力的同時，必須提高我們的軟實力。批判通過積極主動的承擔國際責任和義務來提高我們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逐步的成為全球經濟金融規則和大宗商品價格的決定者，至少應當是積極參與制定者。

　　在1978年到2012年，中國經濟年平均增長9.8%，創造了奇跡。到現在為止，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能把高速增長的時期維持30年?中國達到了35年，因此達到了世界的奇跡。2016到2020年，這是”十三五”規劃的五年，同時也是全民建成小康社會的階段，實行2020年GDP增長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在這五年中我們需要年均6.5%的增長。我們才能實現GDP翻一番的目標。

　　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實行這個目標有條件，有可能。

　　但是我們充分認識到它是一個有難度的目標。五中全會著重闡述了五大發展理念。新發展，它是要著力解決新的增長動力。當原有的增長動力大幅度的下降至后，如果不能培育新的增長動力，則有可能出現新舊增長動力的青黃不接。那怎么辦呢?通過創新驅動發展，經濟增長新動力，從而實現增長動力的轉換與接續。

　　協調發展是要解決發展的平衡型問題，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城鄉不平衡，區域不平衡的問題非常突出。這就需要走上協調發展的道路。

　　綠色發展就是要合乎解決人與自然的和諧的問題。要解決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過去我們依靠自然的高效和高投入，環境的增長實現經濟的高度增長，這條路顯然是不可持續的。

　　開放發展主要要解決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關系。過去我們一直強調世界經濟會在相當程度上對中國產生影響。但是這些年以來，我們越來越深刻的認識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壯闊事實上在相當程度上會決定世界經濟的狀況。

　　所以中國與世界是一個高度關聯，相應影響的一種發展。共享發展是要解決社會公平的問題。必須讓更多的人能夠參與現代化進程他只有參與現代化進程才有可能公平的分享改革與發展的成果。

　　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動力

　　從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來看，接下來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于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會明顯提高，消費將會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中國經濟增長日益轉變的立足于消費擴張的軌道。

　　第二，在供給結構當中，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將更多的來自于服務業的發展。

　　第三，我們必須著力深化改革，讓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提升。

　　在“十三五”這五年中，化解產能過剩，應當是通過經濟重組，優勝劣汰提高行業的集中度。只有當行業的集中度明顯提高以后，行業才有可能形成有序的競爭環境，行業的盈利能力，競爭能力才有可能得到提高。

　　一方面我們需要鼓勵通過市場機制經濟重組，另一方面政府要為劣勢退出提供通道這樣化解產能過剩的問題。第二，需要再一次解放人、土地、資金等生產要素的活力，這是說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通過解放生產要素，激發他們的活力，我們創造了中國經濟奇跡，但是三十多年過去了，到今天這些生產要素再度面臨障礙。這就需要我們再次解放。

　　第三，我們強調的是實體經濟的發展。國際金融危機以后奧巴馬的應對策略就是再工業化，或者再制造化，采取各種措施來吸引那些已經轉移到海外的美國制造業企業重新回歸我美國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