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一定要建成混合社區，如果一味習慣以吸引眼球為出發點進行規劃，將工業區、教育區、商業區隔離，就會造成巨大的能源消耗，城市空氣質量也會越來越差。”遠大集團董事長兼總裁張躍在2013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城市化質量分論壇上的一席話讓混合社區的概念深入人心。

　　就混合社區這一概念，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博士鄭艷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其實，這一規劃形式早些年就有實踐，只是現在有了一個新的概念。“但是，在已經建好的城市中，只能進行更新改造，或規劃衛星城市來建設混合社區，這也是城市化路徑的一種探索。”她解釋。

　　新城市時代的挑戰

　　2011年末，我國的城市化率達到51.27%，并且以每年1%的速度繼續增長，2030年預計將達到70%，10億人將居住在城市里，這標志著我國已經進入以城市型社會為主體的新城市時代。雖然已進入城市型社會，但現有城市在規劃建設、管理體制、環境質量等方面還不能很好地適應新城市時代的要求，面臨的挑戰還有很多。

　　目前，全國各大城市都在積極建設自己的商務區，通過吸引國內外跨國公司總部、金融保險機構和各類專業服務機構，建立便捷的國際資本市場，匯集眾多高端人才，使商務區成為集散各種經濟資源和生產要素的重要地區，為GDP作貢獻。但是，資源過度集中帶來的隱患已經呈現出來。

　　“比如北京的CBD，這里匯集了大量國內外大型跨國公司，人流非常集中。但因為地域的特殊性，CBD的房價和地價過高，很難形成有規模的居住區，這就使工作在這里的人們被‘隔絕’于外，人為地造成了交通擁堵和環境污染。”鄭艷舉例說。

　　事實上，這只是快速城市化帶來的副作用的一個縮影。有專家指出，快速城市化帶來的“城市病”主要表現在八個方面，即城市流動人口問題、城市交通問題、城市教育問題、城市醫療衛生問題、城市住房問題、城市征地拆遷問題、城市歷史文化遺產問題和城市生態環境問題。

　　治理背景存差異

　　“城市病”不但癥狀多樣，而且病因復雜。很多“城市病”的產生有發展方式和城市規劃、建設、管理等多方面的原因。城市規劃是建設美好城市的基礎，但我國在這方面卻存在諸多問題，如城市規劃的執行缺乏連續性和嚴肅性、城市規劃理念落后、城市管理欠科學等。

　　“在治理‘城市病’方面，我國與西方國家存在著背景的差異，這是無法忽視的。首先，我國的城市規劃還不科學，立法效力不強。其次，我國對資源的組織方式和分配方式與西方國家不同，我們是集中決策方式，而西方國家是分散決策方式。也是就說，我們國家是以政府為導向，而西方國家是以市場為導向，要實現這一跨越，目前是很難的。再次，我國與西方國家關注的點不一樣，我們關注的是大機構的需求，沒有充分了解更多個體的需求。”鄭艷分析道。

　　她又舉了一個例子：“我們在寧夏調研生態移民時遇到了一個很普遍的問題，當地政府為農民建了廉租房，讓農民變成城市身份，但好些農民并不樂意接受，因為他們考慮到住房附近的工廠是否愿意接收工人等問題。”顯然，這就是城市化失敗的一個方面，政府并沒有考慮到當地農民的真正需求，筑了巢但沒有引來鳳凰。

　　用混合社區治“城市病”

　　“我國有些大城市非常脆弱，當城市資源過度集中、城市承載能力過高時，就需要適度釋放。”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博士后謝欣露告訴記者。

　　眾所周知，過去的城市發展模式是“單中心、攤大餅”，城市是發展中心，周邊是居住區，大家早晨往城里趕，晚上往城外走，使得交通擁堵，并產生熱島效應。

　　“實際上，這一問題的長期存在已成為阻礙我國城市化進程的絆腳石，這也是很多國家在城市化進程中遇到的問題。”謝欣露稱。

　　在城市化質量分論壇上，張躍表示，城市一定要建成混合社區，有些國家已經意識到了，并且在積極改造城市功能。比如，德國政府在很多居住密集的地方用優惠政策支持建寫字樓，支持商業密集的地方出租公寓或進行住房改造;在紐約和北美很多地方也有相關的政策支持。他分析，單一建設開發區、工業區，后果非常嚴重。將工業區、教育區、商業區隔離，會導致人們把更多的時間浪費在路上，能源大量消耗，生活不愉快，空氣質量也會下降。

　　“我們應該借鑒西方國家這種城市更新的經驗，但前提條件是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導和資金支持。另一個途徑就是建設衛星城市，合理規劃城市布局，將生活區、工作區、休閑區建設到一個輻射圈內，讓人們的生活真正便捷起來。”鄭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