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婪與冷酷的投資人

　　1994年下半年，閻焱成為AIG旗下的AIF (AsiaInfrastructure Fund)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基金公司的北亞和大中國區董事總經理，成為在海外進入風險投資行業最早的中國人之一。

　　2000 年，中海油第一次紐約上市失敗，一時間出現了很多傳言，再加上市場條件不好，很多業內人士都認為中海油一定有什么問題，對其前景表示悲觀。在此背景下，閻焱和中海油的管理層有了第一次的接觸。

　　閻焱跟衛留成(時任中海油董事長兼CEO)、傅成玉(時任中海油執行總裁)在高爾夫球場見了面，一場球打下來，重要的條款幾乎全定下來了。中海油的項目報上去，被AIG的投資基金委員會給否了，9個投委會成員反問閻焱，“你說這么好的公司，為什么上市失敗?”閻焱非常郁悶。

　　臨近歲末，AIG在新加坡開年會，基辛格(AIG基金的工委會主席)對閻焱說：“你看起來不太高興啊!”閻焱講了中海油的事情。“如果有一家美國石油公司擁有全美國所有的沿海石油開采權，你認為它的發展前景如何?”閻焱說。中海油在中國，就擁有這樣的實力。基辛格很震動。此后，閻焱在兩個月內完成了對中海油2億美元的投資，李嘉誠跟入。一年后，中海油在紐約成功上市，AIG的2億美元投資，不到兩年，就變成了6億8000多萬美元。

　　那時候的風險投資在中國還處在早期階段，“十多年前我最早在中國做風險投資時，人家常叫我們皮包公司，因為我們既沒有辦公室，也沒有錢，老背著一個包游說別人投資。”

　　閻焱在AIG呆了8年之后，才來到了軟銀賽富基金，這是美國的思科集團和日本的軟銀共同成立的一只面向亞洲市場的基礎設施投資基金，總共有10億美金，有4億美金放在了中國，這是軟銀賽富一期基金的全部來源。

　　2004 年，軟銀賽富投資盛大網絡成為中國投資行業最經典的案例。當時的盛大，由于投資者撤資風波、與韓國Actoz公司的私服糾紛，正在風雨飄搖之中。當閻焱決定投資盛大時，外界都驚呼“看不懂”。

　　兩年后，軟銀賽富退出時，4000萬美元的投入狂賺了5.5億美元，得到了15 倍的回報。對此，閻焱認為，盛大上市之前，全世界尚無一家在線游戲公司上市，它創建了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

　　2005年7月12日，軟銀賽富獨立，募集第二期基金6.4億美元;2006年，閻焱募集的第三期基金是11億美元。李嘉誠曾主動表示要向閻焱投資3億美元，卻被婉言謝絕。最后，閻焱只接受了李嘉誠的 1800 萬美元。

　　軟銀賽富獨立后，原軟銀亞洲的團隊成員都留在了賽富。閻焱做到了成功獨立，又與老東家不傷和氣。以閻焱為首的管理團隊取得賽富的全部GP股權。這意味著，新基金的投資回報中的20%將全部歸閻焱等管理人員。

　　賽富十年，從最初兩個員工，到2011年的78人。閻焱歸納賽富創造了兩個第一，“賽富是第一個從國際投資機構中作為中國人的團隊獨立出來的，也是第一家中國人的團隊在國際資本市場突起的，賽富的第一只獨立融資基金比IDG和鼎暉都募集得早。”

　　因此閻焱被稱為中國的“VC教父”。他每天查閱上千封郵件，每年看三四百個項目，參加無數的會議論壇。分眾傳媒、百度、阿里巴巴、巨人網絡等都是他的作品。

　　閻焱認為：“在風投業，真正看重的是機構是否作為領投人進入一家企業，特別是第一輪。一定要做出有開創性的投資，而不是做跟隨者。如果只在第三、四輪進去就無任何意義了。”他很少跟著市場熱點走，這兩年很熱的團購，賽富都未投。

　　成就閻焱的，則是他的“夠貪婪和夠冷酷”。“貪婪就是充滿希望，下注在一個看起來只有萬分之一可能的事情。冷酷就是同時要保持非常冷靜和高度理性，不能為某些表面的東西所誘惑。”閻焱的一位朋友詮釋道。

　　閻焱隸屬于“投資家”這個群體，成為財富和資本的代言人。這個群體不同于中國傳統的企業家，他們游走于實業和資本之間，以“拼縫者”的精神、掠食者的殘酷圍獵財富;他們比企業家獲利更多、更快捷，付出的代價也更大。他們成為富人的速度之快令人嘆為觀止，也因此被天然地當作了“暴發戶”和貪婪的“禿鷹”。

　　海外歲月

　　經濟學家金巖石稱閻焱為“中國投資行業中最牛的一個人”。這指的是閻焱對行業判斷的前瞻性和判斷力，也與其過往的經歷密不可分。

　　閻焱祖籍河北，1957年生于安徽。1975年在安徽安慶潛山縣插隊3年。1977年，閻焱考入南京航空學院飛機設計專業，畢業后進了當時三機部下屬的合肥的一家工廠。1984年，考入了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攻讀費孝通的研究生。

　　兩年后，閻焱考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國際經濟政治學博士學位。他喜歡這個國家：“我記得特清楚，坐飛機在紐約降落的時候，第一次見到那么多的車。高速公路上全是車，晚上，車燈都開著，就像一條長的光帶，非常壯觀，我長這么大沒見過。”

　　在他看來，80年代初的理工科留學生居多，這些學生們時常聚在一起，吃中國飯，說中國話，英文又一般。畢業后，大部分人的前途就是拿綠卡，找一份工程師的工作。

　　閻焱走的是另外一條路。他深知在美國社會，英文的重要性。初到美國，他搬到了一個美國老夫妻的家里，交了一年房租，那段時間，他不和任何中國人來往，也不看任何中國文字，一年后，他發現自己做夢都在說英文。他知道，英文過關了。

　　普林斯頓給的獎學金夠多，閻焱不用去打工。到美國的第一件事，閻焱就花了600美元，買了一輛二手車。接下來則是心無旁騖地讀書，他對自己未來的定位是做研究，回國當教授。在普林斯頓，有兩個人讓他印象非常深刻，一位是余英時，一位是楊小凱。

　　閻焱跑去上余英時的課，余先生鄉音未改。課后，閻焱跑去跟余英時交流，“余先生你是安徽人，他說是的;你是安慶人，他說是的;你是潛山人，他大為詫異。”有一位普林斯頓的校友捐了100萬美元用于公益事業，這筆錢由余英時、閻焱和另外一位校友管理。

　　這筆錢資助的第一個人是畫家張朗朗。張朗朗的父親是國徽設計者張仃。“文革”時，張朗朗因反對江青，被判死刑，在秦城關了7年。

　　多年后，在眾人悼念已故經濟學家楊小凱時，閻焱在微博上寫道：“小凱曾告訴我，最聰明的人都死在監獄里了。”

　　楊小凱是高閻焱幾屆的師兄，出現在普林斯頓的他，不是特別合群，顯得非常冷靜。閻焱記得，一群中國留學生聚在一起，高唱“一條大河波浪寬”，幾乎每個人都非常激動，但楊小凱只是很冷靜地在旁邊坐著。在閻焱看來，他是人群中的魯濱遜，獨立，冷靜，是經濟學界的王小波。

　　畢業后，閻焱來到了世界銀行的政策、計劃、研究部，從事中國企業和福利制度改革等重大項目的研究工作。社會學和經濟學的雙重學術背景，對中國社會的長期思考和熟悉，使他工作起來得心應手。

　　他做了兩個研究，一個關于全球的人口生育模型，他把統計學上的高斯模型，用于人口統計;另一個則是關于中國的保障性制度改革。研究背景是80年代中后期，中國的一大問題就是企業辦社會，企業既有電影院，也有托兒所，還有醫院。研究到最后，他的結論是企業一定不能辦社會，要把這些福利性的功能推向社會。這個結論由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最早提出，閻焱是這個研究的參與者之一。

　　在世界銀行呆了兩年，閻焱跳槽去了智庫哈德森研究所，他是第一個去該研究所的大陸華人。盡管收入低了一半，還要交稅，但他還是義無反顧地去了，因為他的同事有美國副總統、美國副國務卿。

　　“在那里，你所積聚的是最頂端的東西，你將來要干什么，從那兒作為起點就很容易。這個是我當年插隊時想明白的一個道理，就是你在農村最底層的時候，再有本事，想做成一件事，難得不得了。但是如果你自上而下，就易如反掌。”閻焱總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