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一家賓館的建造，需要16位國家領導人的批示

　　“我國的建筑裝飾行業起步于80年代。旅游業的迅猛發展，直接推動了建筑裝飾業的形成與發展。”提到裝飾行業發展的開端，張恩樹這樣說道。

　　如果說安徽省鳳陽縣小崗生產隊的21個手印引發了聯產承包責任制，揭開了國內改革的大幕;那么，與此類似，對外開放的歷史也有同樣的標志——為了批準一座中外合資、合營旅游飯店的興建，包括時任國家主席在內的16位最高領導進行了批示或劃圈。這座飯店就是北京建國飯店，它和其他5座利用僑資外資建造的旅游飯店的興建，不僅在觀念上引入了西方先進的合作、管理、營銷、服務等現代商業理念，在物資和技術上，與改革開放前相比，更是有了質的飛躍，帶動了一系列相關產業的發展。

　　1978年12月下旬，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把黨和政府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制定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隨即國務院決定將旅游飯店列為首批對外開放、利用外資的行業之一，成立了由國務院副總理谷牧、陳慕華和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廖承志等組成的利用僑資外資籌建旅游飯店領導小組，下設籌建旅游飯店領導小組辦公室，地址設在國家旅游總局。

　　也就是這一年，廖承志前往美國治病，美籍華人建筑師陳宣遠因親友關系接待了廖承志。廖承志向陳宣遠介紹了當時中國的情況，并邀請他來中國建設酒店。

　　同一年，廖承志邀請了一批著名香港商人到北京訪問，其中包括利銘澤、霍英東、李嘉誠、馮景禧、胡應湘和彭國珍。廖承志希望這些香港大亨為中國旅游部門的一個計劃慷慨解囊——在中國的幾個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和南京等建立若干家大的中外合資酒店。

　　霍英東看好內地經濟騰飛的前景，決定“試水”廣州，建設五星級賓館，成為首個響應改革開放的香港企業家。當時國內并沒有中外合作建酒店的先例，也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項目報告起草了，卻遇到找不到部門審批的問題，最后還是葉劍英元帥發了話：“廣東省你們自己擔起來吧”，這才確定下來。盡管如此，在那個計劃經濟的年頭里，該項目還是以不可思議的速度進行著。

　　1979年4月5日，白天鵝項目得到來自國家最高決策層的批復，這份《國務院利用僑資外資籌建旅游飯店領導小組辦公室關于霍英東在穗建造旅游飯店的請示報告》兌現了人們迫切的期待。4月10日，霍英東和廣州市旅游局簽署正式合作協議。協議約定，雙方共同投資2億港元，在廣州沙面建設一幢高達34層的賓館。酒店的名字，在葉劍英的建議下，定為“白天鵝”。7月，霍英東開始在沙面填江造地。11月，白天鵝賓館開始全面施工。

　　與此相比，在首都北京建造合資飯店的獲批顯得倍加艱難。

　　1979年4月21日，國家旅游總局與陳宣遠集團簽訂了建國飯店合資協議書：合資建設一家中等規模、中等檔次的飯店。

　　然而，當年6月份，《關于美籍建筑師陳宣遠在北京合作建造和經營旅游飯店的請示報告》提交國務院的時候，該項目遭到了多方反對，意見無法統一，谷牧提議將報告送中央高層。

　　于是，6月16日，在這樣一份建一個飯店的報告上，就有了16位高層領導批示或劃圈。鄧小平態度鮮明，陳云、李先念也都畫了圈，最后是時任黨中央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拍板：建合資飯店我們沒有經驗，但可以試一試。成功了可以推廣，不成功就這—個!

　　同年10月26日，國家旅游總局和美國伊頓發展有限公司正式簽訂合同，決定共同投資在北京建造一座具有國際一流水平的高檔旅游飯店，即北京長城飯店，并很快獲國家計委批準立項。

　　1980年6月27日，北京建國飯店破土動工興建;1981年3月10日，長城飯店正式開工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