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下午，《裝飾》雜志社在北京798 白盒子藝術館舉行了一次小型專家研討會，邀請琚賓在內的設計師、媒體人、策展人和學者從學術及行業的角度探討中國設計界的明星現象。

　　隨著中國設計和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國外的明星設計師紛紛前往中國開展項目；另一方面，本土設計行業中也出現明星化的傾向。在西方，設計明星制度已較爲成熟，有一套支持培養、營銷宣傳的模式，設計明星也爲行業和社會所知。相比較而言，目前在中國，設計明星和明星制的表現形式是怎樣?它在行業內部産生怎樣的影響，它的社會價值是什麼?設計明星和明星制的積極意義在哪里，同時，它是否存有潛在的問題和弊端?

　　琚賓認為：

　　如果要談明星設計師，西方明星設計師的價值是他本身的能量能夠輻射至行業之外。具備這個屬性之后，大家對明星就會有認知。在西方，著名建筑師、設計師能夠印到鈔票上。從這一點上即可反應培養明星設計師的土壤。如果老百姓都知道這個明星的話，他對行業和社會便起了作用。其他行業我不知道，就室內設計而言，一些優秀的設計師和出色的設計公司的設計思想、設計産值和設計作品隻在行業里有影響，并不能延展出去。這實際上與設計生態有關系。

　　再者，是機制問題。現在國內有什麼樣的機制，能産生出設計明星，且具有公信力?這里面，首先是環境、語境，其次是産品本身的水平。這兩點決定了目前大家所探討的現狀。就像這次王澍獲得普利茲克建筑獎，我們都能想象，這個獎不給王澍還會給另外一個中國人。因此，明星機制比明星更重要。比如普利茲克獎爲什麼要頒給王澍?它的價值是什麼?其中一點，它多少可以阻止中國産生更多的建筑垃圾。一個獎項通過頒發給這個人想要表達什麼?現在我們國內有什麼獎?獎項背后有值得思考的、深層的東西。

　　我從事設計已有十二三年。十年前，我聽從一個前輩的建議，十年之間，游歷了世界的著名建筑，包括古代建筑、當代建筑。每次參觀之前，我需要先查閱資料，哪些建筑是有名的?哪位建筑師是有名的?他爲什麼出名?當時，我作爲一個年輕設計師，由此找到方向，從中積累了許多對設計的認識。所謂“大師情結”，不是莫名崇拜，而是去發現和挖掘他們的優點。這是我第一個感受。第二個是，我最初做設計時，不得不聽命于甲方。那時候，甲方的命令是第一位的，許多事情從我們專業角度認爲不妥、不好，卻也沒有辦法。但漸漸的，做到第六七年的時候，我們在完成項目的過程中都在試圖把設計理念傳遞給甲方，盡管這里面還是有拉扯、煺讓。現在，我做設計已沒有以前那麼辛苦，而且中間還充滿了快樂。這個快樂不是來自于我的方案做得好，而源于我通過長期與甲方交流，告訴對方設計的價值，改變了他們從上到下對設計的看法。中國的發展速度太快，問題集中爆發，我們都會遇到，就看我們怎麼樣去感染它們，改變環境。"

　　“明星設計師的産生需要土壤。當這個行業整體水準沒有達到一定高度的時候，明星自然難以産生。此外，明星的産生還需要文化方面的積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