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速度越快，遺忘速度越快。中國的建筑界想要抵御全球化，必須找到歷史和“抗體”，讓曾經的歷史成為今天中國的一部分，而不是任由建筑加快了記憶的消失

　　德國建筑師奧雷·舍人在選擇與荷蘭建筑師庫哈斯合作設計中國中央電視臺新大樓時，放棄了紐約世貿中心重建項目。他多次向外界表示：“中國人的理想更加吸引我。”

　　他的判斷十分“精準”。西方國家給予建筑師的“舞臺”是有限的。在他們看來，中國的設計空間十分可觀，正如一位美國前衛建筑師坦言：“如果在美國，我不可能讓我的設計真的建起來，而在中國，人們開始感覺一切都是可能的。”

　　當代中國建筑市場似乎在向他們暗示：“給我全世界最好的，其他不是問題。”

　　公眾越來越多關注這些舶來的“怪異建筑”，對之產生疑問：為什么它們會發生在中國？誰的趣味？

　　違背理性的“炫技表演”

　　快速城鎮化使中國的建筑規模在2012年達到27億平方米，接近當年世界建筑規模總量的一半。當其他國家在討論建筑設計面對的應該是單體工程問題，還是片區形態問題的時候，在中國，建筑師面對的卻是一座座日夜“瘋長”的城市。

　　“瘋長”的城市會“長”成什么樣？建筑無疑是最具辨識度的標志。然而，在時下的公眾輿論場中，這些標志背負的“惡名”卻不小，不少標志性建筑成為網民吐槽的對象。

　　除了閃爍著“土豪金”的地標建筑層出不窮，越來越多的摩天樓也讓擁擠的城市更加擁擠。有一個城市擬建一幢800米高的摩天大樓，號稱世界第一。不少人感到費解：這是城市環境的要求，還是實用功能的需要，還是建筑技術發展的必然？

　　已有建筑評論家毫不諱言地指出：這種違背理性的“炫技表演”，已使這樣的大廈失去了本該具有的價值，而成了一個巨型商業廣告。

　　比炫技更糟糕的情況，是建筑文化趣味問題。在內地許多城市，都能找出類似白宮、凱旋門、羅馬柱廊和意大利花園那樣的新建筑，同時，模仿福、祿、壽形象的天子大酒店，模仿古錢幣的方圓大廈等“象形建筑”也常常出現。

　　近期，在美國出版的《原創性翻版——中國當代建筑中的模仿術》一書，列舉了上海、廣州、杭州、石家莊、濟南、無錫等地一大批“山寨建筑”的實例，有學者讀后稱“出乎想象”、“令人震驚”，公眾紛紛質疑：這些貪大、求洋、超高標準的建筑怎么會出爐？

　　很難把這些賬全記在建筑師頭上，因為這些“創意”與一些決策者相關。許多建筑師為了做成項目，紛紛琢磨領導和開發商的喜好，看臉色做設計。“有的領導一時興起時，都是直接畫圖的。”一位建筑師無奈地說，“如果出版他的圖集，不比專業的設計師少。”

　　為什么出現這樣的建筑

　　細查這些標志性項目，不難發現，執筆的絕大多數建筑師都非來自本土。它們耗資巨大，其背后的天價設計費也令人咋舌。

　　一位權威建筑專家如此解讀奧雷·舍人的表白：“中國吸引他的原因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充分的創作權和空間。相對而言，紐約的節約與理性，顯然對于他天馬行空的想象是一種制約。”

　　面對如此天馬行空的想象，一些城市決策者以為，不做超高層，就矮人一頭，不做“非線性”，城市就沒有個性。這種風氣已在許多城市盛行。一位設計專家舉例說，不久前在南方某城市的一個美術館評標會上，投標的7個方案里，4個都是扭曲的面和線，有的城市甚至放言要做“東方迪拜”。

　　“要么最高，要么最怪。”中國建筑學會理事長、前建設部副部長宋春華說，“當前，一些城市對于地標的崇拜已經異化，公共建筑失去了中國氣質，極盡張揚，演建筑雜技、跳建筑街舞。前一段流行拉斯維加斯賭城風、迪斯尼卡通風，現在盛行迪拜高層風、扎哈非線性風。一個中部城市的文化中心都是變形的非線性的建筑，整個地塊亂作一團。”

　　“為什么在中國，在這個時代出現這樣的建筑？”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副院長、總建筑師崔愷認為，當下中國建筑設計領域發生的很多事情，之所以在發達國家不容易發生，首先是因為發達國家不需要這些物體來炫耀自己，因為它的實力已經被公認了；此外，它們對效率的產出有精確的判斷，不會無謂地花錢，而國內有的城市在證明自己現代化的過程中需要自己的標志，所以，從上到下都希望擁有世界上最好的，甚至認為我們的管理體制能夠成就這些；第三，西方城市在快速發展階段也有類似的情況，比如倫敦曾建了水晶宮，這是特定歷史時期必然發生的事情。

　　“所以，對一些實驗性非理性的建筑，個案分析仍然應當反思決策機制的缺失，但從歷史和宏觀角度來講，也要看到其必然性。”崔愷說。

　　必須找到歷史和“抗體”

　　在全球化的時代，推動建筑領域的跨文化交流原本不存在什么爭議，可問題是，建筑是“石頭書寫的史書”，如果當代中國建筑史的“書寫者”由外國建筑師主導，這將是怎樣的局面？

　　中國工程院院士程泰寧的團隊在今年做了一項調查，對北京、上海、廣州的城市核心區約1平方公里的區域以“谷歌”進行圖片搜索，結果顯示：上海這個區域內的36幢建筑中，有29幢出自西方建筑師之手；廣州這個區域內的12幢建筑中，只有4幢為國內建筑師設計；北京的8幢建筑全部由西方建筑師設計。

　　中國工程院院士、城市規劃專家鄒德慈說：“中國建筑設計市場健康發展的前提必須是開放；但更核心的觀念是創造一視同仁、公平公正的環境，大家憑本事吃飯。”他認為，中國建筑師如果能獲得與外國建筑師平等的待遇，將會迸發出更大的能量。

　　瑞士著名建筑師馬里奧·博塔說，應當反思，建設速度越快，遺忘速度越快。中國的建筑界想要抵御全球化，必須找到歷史和“抗體”，讓曾經的歷史成為今天中國的一部分，而不是任由建筑加快了記憶的消失。

　　然而，本刊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一些地方的決策者或開發商，往往將“傳統”與“復古”等同起來。近年來，從新區開發到舊城改造，城市建設和旅游開發大吹“復古風”。

　　“在歷史古城和文化名城，到處盛行的仿古一條街，就像是一夜之間長起來的。看不到年齡、皺紋、壽斑，只看到‘速生人’，讓城市的面貌變得簡陋俗氣。”宋春華說。

　　同濟大學教授張松則認為，城市建筑要體現時代精神和歷史進步，如果一味仿古，只能說明是另一種缺乏自信。

　　有關專家認為，利用好中國建筑符號并不等同于復古，而是要體現東方文化的深厚內涵，讓文化背景自然地在作品中體現。上海世博會中國國家館的設計者、中國工程院院士何鏡堂在主持設計中國國家館時，從中國古代建筑的斗栱中受到啟發，以一座模仿斗栱層疊出挑的倒梯形造型形成了方案。

　　何鏡堂表示，他更加關注建筑師是否有“中國性”的思考，能夠承接傳統、轉換創新、抽象繼承。“我愿意提倡一種好的評價風氣：只看作品的成功與否，不要去刻意強調來自國內還是國外。”

　　加快后評估機制建設

　　在許多專家看來，非理性的建筑背后，是非理性的價值觀和決策機制。

　　中國是資源緊缺大國。追求怪異豪華的建設觀如果繼續左右新一輪造城熱，其造成的浪費及資源短缺等后果可想而知。

　　崔愷院士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提及了一個現象：近年來，國內一些青年建筑師在偏遠地區做的扶貧項目或公益項目得到了國際建筑界的關注。比如，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李曉東在云南麗江做的玉湖完全小學項目獲得了2006年亞洲建筑師協會建筑獎金獎，在福建永定做的下石橋上書屋項目獲得了2010年阿迦汗建筑獎。

　　“為什么小建筑反而拿了國際大獎？”崔愷說，“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在這些小項目、偏重于公益性的項目中，建筑師較少受到業主對創作自由的干擾，更能夠發揮。從另一方面看，資金有限讓建筑師更能夠回歸建筑本體。這也給業界帶來了一些反思。”

　　建筑師如何在當今有些浮躁的城市建筑設計中增強自己的市民意識?多位專家從這個角度提出建議：建筑師不僅應該將大劇院設計成一座城市的標志性建筑，還應該為公眾提供優雅的、具有文化品位的欣賞環境；在商業建筑的設計中，建筑師應充分考慮到商業建筑與城市的關系，打造城市的活力空間；在建筑節能方面，不是考慮用花錢的辦法，比如使用什么樣的節能材料，更應當通過自然采光、采風等手段解決問題，如南方城市的建筑要隔熱通風防潮，北方就要防寒防風沙……

　　“非理性的風氣要靠理性的手段來遏制，必須加快后評估機制的建設，否則，錯誤就會不斷重復。”崔愷提出了五個回歸：回歸理性，以“用”為先；回歸生態，以“儉”為先；回歸本土，以“和”為先；回歸社會，以“公”為先；回歸建筑，以“品”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