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提出：“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并適時推進改革；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曹建海對媒體表示，給予農民更多產權，是化解中國土地財政的重要舉措。一方面，這將會減少地方政府對農村土地的征用，農民土地或不再辦理征地手續，由農民直接開發；另一方面，農民的土地使用權或可以轉讓，土地產權多元化，將使得土地市場更加豐富，不再局限于地方政府征地。曹建海認為，這一政策是對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的沉重打擊，地方政府饑餓營銷下的土地供應短缺問題將得到解決，由此造成的房價高漲問題也將因此減弱。

　　此前，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市場室主任曹紅輝此前指出，三中全會“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這個提法表明農村土地流轉將不再局限于農村，而是跟城市市場并軌，單獨提出“建設用地”，接下來更多農村土地將進入供應，意味著城市房地產價格將受到沖擊。

　　《中國證券報》發表文章稱，宅基地不屬于經營性建設用地，未來幾年內不可能實現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城市房價不會受沖擊。按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宅基地暫時不會實現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未來五年，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即便實現入市，也不會大規模增加全國的商品住宅，更談不上沖擊現有的房價體系。

　　甚至王健林認為，《決定》中以“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為核心的土地政策，可能會造成土地價格短期內較大幅度的上升。農民收入的增加，加上賣地少了，進入市場的土地的減少，地價會傳導到房價，短期內帶動房價的上漲。在他看來，關鍵要看政府的保障房怎么安排，如果保障房也少，可能導致房價更快速的上漲。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房地產研究會副會長顧云昌認為，“習李房地產新政”日漸清晰，調控的手段、方法、立足點、途徑都在發生變化。與過去的調控思路有所不同，調控手段的變化。過去，政府有形的手干預太多，而未來無形之手將起更大的作用。調控方法的變化，過去以“限”為主，以“堵”為主，現在強調千方百計地增加供應。另外，調控的立足點也在發生變化。過去的調控，是就房價而言的調控，房價被視為政治問題，調控始終在短期的房價漲跌方面做文章，現在更加注重長效制度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