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控非法集資7.7億元人民幣的浙江東陽吳英案，二審維持死刑判決，即將進入最高法院死刑復核程序。吳英之所以讓很多人同情，背后的社會情緒是對國有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的不滿。

　　中國目前的金融市場非常吊詭，一方面持續高儲蓄率，老百姓的錢沒有去處，放在銀行里，存款利率低，不升反貶;同時，廣大中小企業獲得貸款卻非常艱難，銀行的業務員通常不愿花那么大的成本和風險去給中小企業小額貸款。民企為了獲得周轉資金，往往要付出每年百分之二三十的資金成本。高額的融資成本，極大地壓抑了民間實體經濟和創業空間。

　　溫家寶總理很重視，多次呼吁，一些大銀行也試圖開發中小企業貸款的巨大市場，但信用的成本居高不下。那些總部在北京、上海和省會城市的金融機構，去考察縣、鄉、村的額度為幾百萬乃至幾十萬的貸款需求，成本實在過于高昂。存款和貸款之間的“毛細血管”不能疏通，資金只得流向大企業、大項目，中國的經濟結構如何合理?

　　要破解這一有中國特色的困局，無疑要破除金融壟斷。但如何破除，很大程度上卻要從中國的社會事實中去找答案，到儒家傳統中找答案。費孝通先生的經典研究認為，中國的社會結構就像扔一塊石頭進入水塘而形成的波紋，個體自我是中心點，它是其社會世界的中心，而其他人則如同大小不等的波紋圍繞著中心。從差序的角度有利于我們理解人和人的信任是如何構成的，中國人的這種信任關系，或可稱為“差序信任”——越親近的人越信任，而越信任意味著金融風險越小。面對商業機會需要借錢時，美國人也許會更多地想到銀行，而一個中國人，往往更多地想到親戚朋友。在“五倫”中尋找最靠譜的天使投資人，所謂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各種熟悉的社會關系都沒錢，最后再找銀行想辦法。

　　在很多人眼里，這種依托人際關系的融資渠道很落后，不現代。但它常常有效，因為它符合提高金融效率最核心的秘訣，那就是降低信用的成本。

　　中國自古有“救急不救窮”的借貸傳統，借給急缺錢又有償還能力的人，而對一個人信用能力的評估，自然是越熟悉的人越有發言權。銀行要聘用很專業的人才，發給他們高薪，才能評估一個客戶的信用額度是多少。而對于自己熟悉的人，根本不需要什么專業背景就能判斷得八九不離十。一個老百姓有100萬閑錢，自己的兒子做生意，可以全部借給他。一般來說，兒子總不至于卷錢跑了;如果是堂表親戚，可以借個50萬;但如果是個十多年沒來往的老同學，突然冒出來，開口就是借錢，那就需要掂量掂量了。

　　總之，不要擔心中國老百姓的智慧，他們不需要金融專家的指點，根據傳統智慧的遠近親疏，就能判斷給不同的對象信用額度該是多少。

　　會不會有人背信棄義，借錢不還呢?當然有可能，極端情況，兒子是混賬，借了老子的錢，揮霍殆盡，該怎么辦?按照傳統，首先他應受倫理懲罰，整個宗族乃至鄉里中，這個人的名聲會敗壞掉，難在鄉親父老中立足——當然債權人也可以訴諸法律。

　　金融關系是社會關系的延伸，金融合作不是依靠坐在電腦前的模型設計來完成的。基于一個社會真實的社會關系和信任結構來構建的金融體系，必然效率最高。按照中國人“差序信任”的原理，如果真正能夠保護鼓勵民間金融的發展，理想的中國人的借貸利率，應該是越是親戚朋友，越是本鄉本土的熟人，利率越低，因為信用程度遠比北京上海那些不熟悉的機構要高，相應借貸風險就低。

　　大銀行的錢花不出去，地方中小企業的貸款難，困局背后的實質，是中國民間自生的以“差序信任”為特征的社會結構和以大一統、中央集權為特征的國家金融結構的不匹配。讓民間金融人才到華爾街去打拼估計比較困難，但假如允許他們基于地方，充分利用傳統社會資源，合法地辦個投資銀行，一定可以極大地降低信用的成本，搞活民間金融。

　　其實，早期江浙民營企業的興起，就是依靠民間基于“差序信任”的資本合作。從尊重中國悠久的社會傳統出發，尊重基于這種傳統的自下而上的自生的金融合作體系，給予其合法身份，支持升級，鼓勵競爭，比坐在摩天大樓里思考如何解決中國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更加有效。

　　作者： 南方周末特約評論員 郭宇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