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現在各類主要金融機構，基本上都是由國有大型企業控股、中央匯金公司控股。

　　要知道，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前，還并不完全如此。當時危機后正值中國整頓金融秩序，有一批非銀行金融機構資不抵債，民營老板輸了錢，有的老板被抓，在這種情況下，鼓勵國有大型企業入股，穩定金融。

　　但應該說，國有大企業、國有資本控股各類金融機構，并不是金融改革的方向。我在《中國金融戰略2020》一書中講道，國有金融資產管理的方向應該是“有進有出”，而不是規模、資產控制得越多越好，賺錢不是唯一的方向。在未來不同時期，國有資本對各類金融機構保持絕對或相對控股比例就行了，多余的股份可以向民間資本出售。

　　具體說，在某一時期，中央匯金公司對國有大銀行控股，持股一定比例就夠了，超過比例就不用投資了，應允許攤薄。其他各類小銀行慢慢都可以放開，允許民間資本按有關規定組建新銀行，但不鼓勵地方政府入股。對外資仍要限制。

　　中國已是經濟第二大國，要培養與此相適應的大國證券公司、保險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等，在這方面，可以選擇幾個主要的公司加大投資。在整頓地方融資平臺過程中，經過增信、信貸展期、資產重組等措施，有些地方政府仍還不了銀行錢，同時又掌握了大量各類金融機構股權的，通過依法辦事，逼地方政府吐出金融股權還債。對其他各類小型金融機構更不用說，大踏步向國內民營資本開放。

　　中央政府部門不應再繼續維持過去那種保姆式的監管思維，總是怕出事，把重點放在完善市場制度體系建設上。出事了，只需嚴格依法處置。

　　《財經》：處在轉軌過程中的中國，結構調整、政府轉型的成敗或許將直接決定金融改革的成敗，那么，從金融改革這一視角，應如何認識結構調整、政府轉型這一趨勢?

　　夏斌：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在金融改革中，從保持一個好的貨幣政策角度講，結構調整、發展方式的改變，是改變近十年來我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被動局面的關鍵。

　　這些年來，由出口主導的發展方式、外匯占款不斷增長所決定的央行貨幣政策和貨幣供應，弄得央行很被動，甚至可以說狼狽。盡管央行盡其能力，搞了不少對沖，物價和資產價格的穩定壓力仍不減。從此意義上說，央行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建立，真是要依托經濟結構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