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股票在一級市場發行上市的過程中，通過資產評估、溢價發行能夠實現高市盈率以及上市后價格的飆升。現實當中，普通人群只能投資于二級市場，而很大比重的富裕人群則擁有企業，能夠參與到一級市場進行投資交易。富裕人群將所擁有的企業上市，并在一級市場上發行股票，就可以大幅提升財富規模。2001年證監會宣布實施股票發行核準制度之后，用友軟件[-5.94% 資金 研報]、康美藥業[-1.72% 資金 研報]等家族企業在向上市公司轉化的過程中實現了“一夜暴富”。創業板的誕生更是造就了大量財富新貴，根據胡潤研究院2013年《胡潤創業板富豪榜》統計，有高達337位公司股東通過創業板上市，成功使其財富超過5億元，而這一數字在2009年僅為33人。

　　貧富差距呈現代際固化特點

　　皮凱蒂在其新著《21世紀資本論》中指出：“財富集聚現象的出現使得子女通過繼承財產就可以輕易致富，使得一個人的財富的多寡不僅由勞動所得決定，更由繼承的財富決定，因而出身要比后天的努力和才能更重要。”這實際上說明了貧富差距具有代際固化的特點，所謂代際固化，是指子代的收入和財產水平與其父代的收入和財產水平呈現高度相關，父代貧富差距的特征會傳遞給子代。

　　中國近2000年的科舉制度雖然有導致知識僵化和遏制科技進步等缺陷，但是有一個重大的優點就是可以增加社會流動性，從而使得貧富差距不至于出現過度的代際固化。即使單個家庭很貧窮，也可以就讀于家族的免費學堂。只要通過總的來說還算很公平的科舉考試，就有改變命運的機會，即“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同樣地，“文革”結束后鄧小平恢復高考，改變了“文革期間”以家庭出身為標準來推薦上大學的不合理制度，大大增強了社會流動性，因此深得人心。

　　不過，近年來中國貧富差距代際固化的特征日益顯現，越來越多的“拼爹”、“富二代”、“窮二代”等社會現象就是貧富差距代際固化的直觀體現。一方面，富人的子女通過繼承父輩財富依然保持富裕，形成了所謂的“富二代”。在2015年中國胡潤百富榜前100名的企業中，家族企業和夫婦企業的占比高達52％，而2015年胡潤全球富豪榜前100名的企業中該比例僅為24％。由于家族企業和夫婦企業的財產往往由其子女繼承，這意味著在中國富人的子女通過繼承財產而致富的概率明顯更高。

　　另一方面，處于社會底層的窮人其下一代很可能還是窮人。農民與農民工是典型的社會底層群體，他們的子女由于機會不平等依然處于社會底層這一現象是中國貧富差距代際固化的突出表現。根據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和麥可思研究院的調查顯示，農民與農民工子女較多就讀于高職高專院校。2014屆高職畢業生中有52％的家庭背景為“農民與農民工”，且近四年來該比例呈現總體上升趨勢。相比之下，管理層子女則較多就讀于“211”院校，這說明農民與農民工子女難以得到良好的教育機會。不僅如此，農民與農民工子女畢業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階層中分別排在倒數第一位和倒數第二位。

　　定量測算結果也表明中國貧富差距代際固化日趨嚴重。衡量貧富差距代際固化一種常用方法是代際收入轉換矩陣法。如表2所示，該方法將父代和子代的收入水平進行分組，針對中國的測算結果顯示，對于收入處于后20％的父代而言，其子代收入仍處于后20％的概率高達0.42，而子代收入跨入前20％行列的概率僅有0.05，可見窮人其下一代很可能還是窮人。相比之下，對于收入處于前20％的父代而言，其子代收入依然維持在前20％的概率為0.43，而子代收入跌入后20％行列的概率僅為0.04，可見富人的后代更可能是富人。

　　衡量貧富差距代際固化的另一種常用方法是代際收入彈性法。代際收入彈性是度量子代收入相對于父代收入變化程度的指標， 該指標數值越大說明代際收入相關性越高，收入差距代際固化問題越嚴重。陳琳（2011年）計算了1995年－2005年間中國的代際收入彈性，發現期間中國的代際收入彈性達到0.6以上。王美今和李仲達（2012年）采用1989年－2009年CHNS數據測算得到的中國代際收入彈性更是高達0.83。相比之下，德國、英國和法國的代際收入彈性均在0.4以下，美國的代際收入彈性也低于0.6（見表3），均低于中國，這同樣表明中國收入差距代際固化問題已較為突出。

　　之所以富人的后代依然是富人，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遺產稅的缺失。由于富人往往擁有巨額的財富積累，富人的后代通過繼承父輩財富自然就成為了富人。美國、日本和歐洲的大多數發達國家以及越南和南非等發展中國家都征收遺產稅（李永剛，2015年），遺產稅提高了代際之間財富轉移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富人財富向子代的傳承。而中國遺產稅到目前為止依然缺失，富人可以毫無成本地將財富遺留給后代，這也使得“富二代”現象日趨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