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收費，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下降，主要因為當前經濟形勢的下行，很多地方的稅源發生了萎縮，稅源增長變慢，在一些經濟薄弱的地方，壓力就更大。這種情況下，政府的日子就很難過了。稅收是有法律的，隨意征收是不可以的，可是政府的支出剛性很強，稅收不上來也得過日子啊，所以這個費那個費的現象就出現了，特別是在困難的、落后的、增長慢的地方。

　　當然“營改增”從減稅的角度，也算有與此關系，有些地方本來稅源就少，再一減稅，稅源更少了，只好再多收點費。當然這樣的情況如果出現，只能說明該地方的投資環境差。

　　封面智庫：“營改增”最明顯的受益方是我們的企業，中央財政也增加了在財政收入上的主動權，而對于地方政府來說，面對的只是稅收的減免。如何平衡地方政府的利益？

　　許善達：下一步就是消費稅，消費稅要從批發環節轉到零售環節，由原為國稅部門征收改為給地稅來征收，成為地方上的收入，消費稅去年是1萬億多一點，可以有效彌補地方因為“營改增”而造成的減稅。

　　封面智庫：固定資產、不動產的采購可以抵扣稅額，可不可以說“營改增”是促進或者說鼓勵固定資產、不動產的投資交易呢？

　　許善達：我認為是有這個作用的。比如我是建筑公司你讓我蓋房子，以前這個行為是不能抵扣稅款的，現在你讓我給你開增值稅發票，等于咱兩家分享了國家減稅的紅利。

　　推行遺產稅已時過境遷

　　封面智庫：遺產稅和贈與稅一直被人們看作調節收入差距的稅種。在1996年的“九五”規劃中，就提出要逐步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至今沒有推出，原因是什么？

　　許善達：這種稅在中國就不該搞。

　　所謂遺產稅、贈與稅能夠調節收入差距，原理是成立的，但有個前提條件，是要在封閉的經濟體里。現在的世界，人、資金、資產，都是自由流動的。2006年，香港的遺產稅停止征收了，2008年新加坡停了，美國在布什總統的時候，就定了每年要把遺產稅的稅率降低點數。為什么?大家都看出來了，你征吧，一分錢都收不著，不等你收，拔腿就走，錢可以走，資產也可以走，不動產都可以賣掉。所以在開放的經濟體中，這個稅調節收入差距的目的已經實現不了了。

　　如果說要通過稅收來調節收入差距，很多稅都有這個功能，比如消費稅，誰有錢買汽車誰交，包括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都是有調節功能的，企業的利潤是股東的，企業所得稅收的其實是股東的錢。

　　一個社會要調節收入差距，要把各種稅收的功能統籌設計，要根據經濟發展水平來設計。現在有人說中國要減少流轉稅、間接稅，增加直接稅，這個方向是沒錯的，但中國現在人均GDP只有七八千美元，美國是四萬美元；美國的個人所得稅占總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多，中國的占比是百分之六到七，比重這么小，你還要用個稅調節收入差距，力度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