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節前夕，一篇名為《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全文附后）的文章，在網絡上被刷屏，文章以一個農村兒媳的視角，記述了婆家三代人的命運變遷以及所在農村的狀況，文章首發的閱讀量超過了最高統計10萬，之后被大量轉發，迅速成為春節期間的一個熱議話題。
黃燈，就是這篇文章的作者，她是廣東一家高校的傳媒專業教師。這篇在她自己看來既不是最出色，也不是最尖銳的文章，為何會引起了最火爆的輿論關注？文章記述的是個怎樣的家庭？這個家庭又嵌在怎樣的一個農村中？3月初，央視《新聞調查》的記者和黃燈夫婦一同回到了位于湖北孝感的老家豐山鎮豐三村，通過和這個家庭中的不同人物的接觸，來了解文章背后的故事。
黃燈，就是這篇文章的作者，她是廣東一家高校的傳媒專業教師。這篇在她自己看來既不是最出色，也不是最尖銳的文章，為何會引起了最火爆的輿論關注？文章記述的是個怎樣的家庭？這個家庭又嵌在怎樣的一個農村中？3月初，央視《新聞調查》的記者和黃燈夫婦一同回到了位于湖北孝感的老家豐山鎮豐三村，通過和這個家庭中的不同人物的接觸，來了解文章背后的故事。
黃燈婆婆家的全家福
楊勝剛
人物關系：黃燈的丈夫
黃燈的老公楊勝剛在這個家庭的七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是唯一一個通過讀書跳出農門的孩子，他和黃燈是博士同學，現在在同一所高校教書。每年過年，他們都會輾轉千里，回家和親人團聚。
黃燈的老公楊勝剛在這個家庭的七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是唯一一個通過讀書跳出農門的孩子，他和黃燈是博士同學，現在在同一所高校教書。每年過年，他們都會輾轉千里，回家和親人團聚。
1969年，楊勝剛的父親英年早逝，留下了妻子和六個孩子。當時的楊勝剛只有1歲，他說，貧困是那個年代農村共有的特征，但較之別人，他們有更深入骨髓的痛楚。因為貧困，年長的幾個孩子早早輟學，分擔家庭的壓力，姐姐們先后嫁人，大哥楊敦武十幾歲學會了理發，走村串巷，勉強糊口。
只有楊勝剛，從小成績突出，使得他和哥哥姐姐們有了不同的人生。高中時，楊勝剛考入了省重點孝感高中，他依舊名列前茅，但家庭經濟的拮據，使得他像同時代的很多農村學生一樣，選擇了師范大學，因為那時候上師范，學費低，還有補貼。
1993年，家里賣了兩頭豬，賣得一千塊錢都給了楊勝剛，這些錢當時哥哥打一年工都掙不到，那是這個家庭對楊勝剛傾盡全力的支持。
2007年，楊勝剛和黃燈結了婚，這不僅開啟了黃燈與這個家庭的緣分，也讓她開始了對這個農村家庭的觀察。只是黃燈發現，自從2008年楊勝剛的大哥和四哥家里出了一些事后，這個原本團結、溫馨的家庭氛圍就明顯改變了。
楊敦武
人物關系：楊勝剛的大哥
豐三村位于江漢平原的北部，一個靠天吃飯的普通農村，改革開放之初，這里的農民就有了外出做泥瓦匠的傳統。1993年，在村里干了20年理發的楊敦武，也加入了這個隊伍，他已經是村里最后一個外出打工的青壯年。而楊敦武要去的地方，就是在北京承包工程的妹夫（楊勝剛和黃燈的四姐夫）的工地。
豐三村位于江漢平原的北部，一個靠天吃飯的普通農村，改革開放之初，這里的農民就有了外出做泥瓦匠的傳統。1993年，在村里干了20年理發的楊敦武，也加入了這個隊伍，他已經是村里最后一個外出打工的青壯年。而楊敦武要去的地方，就是在北京承包工程的妹夫（楊勝剛和黃燈的四姐夫）的工地。
從1993年到2009年，楊敦武跟著妹夫在北京干了16年，每年除了家里必需的開支，并沒有拿回全部的工資，大部分（約十幾萬元）就存在妹夫那里。然而，這些錢最終卻成了泡影。因為，在黃燈眼中一向是家里“有錢人”形象的四姐夫突然破產了。
四姐夫
人物關系：楊勝剛四姐的丈夫
在黃燈的文章中，四姐夫原本是這個家庭中最風光的人，因為四姐夫是當地最早出去做工的一批人。80年代，他出外做泥瓦匠，而帶大哥楊敦武出去時，四姐夫已經是一個帶工人的包工頭了。
當時，楊敦武的兒子女兒都已出生，靠田里的收入已無力負擔一家老小的支出，在四姐夫的勸說下，楊敦武跟著去了北京的建筑工地，和妻子兩人每天負責給工地一百多號工人做飯。
四姐夫究竟遇到了怎樣的事情，家里并不清楚，因為從2008年破產之后，楊勝剛的四姐一家就再也沒有回過老家。因為四姐夫的老家距離黃燈的婆婆家不遠，所以記者見到了四姐夫87歲的老母親。老人說，兒子已經有七八年沒怎么回家了，之所以不能回家，是因為欠了不少工人的工錢，而工人都是同鄉，回家就會被催賬。
記者在湖北采訪時，遇到了一個叫李朝輝的老板，他是楊勝剛的初中同學，也是和四姐夫一樣從泥瓦匠干到包工頭，談及四姐夫的境遇，他也感同身受。“他比我做得都早，只是因為搞工地，他要運氣不好的話，在那個年代的話，公司不給你錢或者你做賠了，就沒人管。”李朝輝說，那個時候打工都沒有保障，而像四姐夫這樣的老板，在他們老鄉當中也不是一個兩個。
記者在湖北采訪時，遇到了一個叫李朝輝的老板，他是楊勝剛的初中同學，也是和四姐夫一樣從泥瓦匠干到包工頭，談及四姐夫的境遇，他也感同身受。“他比我做得都早，只是因為搞工地，他要運氣不好的話，在那個年代的話，公司不給你錢或者你做賠了，就沒人管。”李朝輝說，那個時候打工都沒有保障，而像四姐夫這樣的老板，在他們老鄉當中也不是一個兩個。
楊定華
人物關系：楊勝剛的四姐
在北京的一個城中村，記者見到了楊勝剛的四姐，七年沒回家的一家四口，住在月租一千塊錢的兩間平房里。由于四姐夫回避了記者的采訪，家里只有從飯館兒打工剛下班的四姐楊定華。
在北京的一個城中村，記者見到了楊勝剛的四姐，七年沒回家的一家四口，住在月租一千塊錢的兩間平房里。由于四姐夫回避了記者的采訪，家里只有從飯館兒打工剛下班的四姐楊定華。
楊定華說，這幾十年來，因為在外做工程經常被壓錢，雖然一家人外表看起來光鮮，但錢一直在工地上滾雪球，并沒有拿回家的余錢。楊定華說，因為她主要在家帶孩子，對于丈夫最后破產的細節，并不十分清楚。但她說，家里現在還拖欠工人工資幾十萬，還有一部分高利貸。楊定華有三個女兒，大女兒已經出嫁，另外兩個女兒在北京做導游，她們都表示要為家里還完錢再談戀愛嫁人，這讓四姐更是心焦。
伴隨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的城市化建設進程，拖欠工程款就像一個伴生的毒瘤，記者查到一些并不不完全的數字：1990年，全國拖欠工程款近35億元，1995年則猛躥至600億元，到2003年底，更是達到了3360億元。2003年，國務院還曾專門下發通知，用三年的時間整治拖欠工程款的問題，各種慘烈的討薪新聞，都和這樣的背景有關。李朝輝說，建筑業的層層轉包是常事，做工程通常又是先行墊資，只要有一次工程款要不回來，就有可能遭遇全部身家的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