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市調控政策正從以往“一刀切”，轉變為分城施策。調控手段的理想狀態在于，明確政府責任，避免行政過度干預，使市場自發調整。但由于與經濟發展、市場改革的周期疊加，樓市政策短期內仍需依賴“分城施策”的原則和一定行政手段。
隨著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啟動針對“房價過快上漲”的應急預案，我國房地產調控政策終于形成了這種基調：全國去庫存，熱點城市去杠桿。從去年以來，這種“有保有壓”的基調已成常態。
我國房地產調控史，最早可回溯到1992年公積金制度全面建立，此后經歷了1998年市場化改革，2003年土地出讓制度改革。據不完全統計，其間中央政府和各部委曾推出過數十項針對樓市的專項調控政策，地方政府的調控手段更是不計其數。
按照很多從業者的說法，樓市調控政策正從以往的“一刀切”，轉變為分城施策。這無疑是調控思路的重要進步。但即便如此，似乎仍難解決“去庫存”與高房價間的矛盾。
分析人士指出，我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既有其本身規律，又與經濟周期、住房民生、投資風向等密不可分。這也決定了政策的復雜性與多面效果。隨著房地產市場迅速進入過剩時代，調控政策也將發生根本性變化。
第四次“大寬松時代”
回顧我國房地產調控史，當前正迎來第四次政策層面的大寬松。
第一次肇始于1992年房改之初。隨著住房公積金制度的全面推行，廣州、深圳、海南等城市吹響房地產開發號角，社會貸款充裕，房地產投資增速加快。但隨著海南房地產泡沫破裂和1993年緊縮性政策等推出，這一時代很快結束。
第二次大寬松始于1998年。福利分房制度全面取消，對商品房價格管制取消，預示著房地產全面啟動市場化改革。2002年有央行降息、土地招拍掛制度出臺等。此后雖不斷有政策打壓，但房地產市場始終保持快速發展，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刺破市場過熱泡沫。
第三次寬松始于2008年末。為應對市場下行，“降息降稅降首付”等系列組合拳打出，房地產再次迎來寬松政策環境。從2009年到2014年上半年，房地產市場始終保持快速增長，市場規模屢創新高。
2014年“930新政”的出臺，即被認為是第四次大寬松開啟。去年以來，監管層又連續發布松綁樓市政策，并持續至今。
雖然政策環境類似，但市場基本面已發生巨變。按照北京市房地產協會秘書長陳志的說法，經過連續多年的房地產投資高速增長，我國房地產市場已從短缺迅速走向過剩。
陳志指出，經濟增長對房地產的依賴并未發生根本改變。在經濟調整期，若未能找到經濟增長新引擎，政府部門對于房地產業的態度不會發生大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