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城市漸到盡頭
　　我們的產業結構面臨從工業主導到服務業主導的轉變，但城市建設并未給服務業留下發展的機會。
　　《財經》：
　　您說的城市中出現了很多問題，比如產業結構、資源錯配，您覺得這些問題和城市建設是什么樣的關系？
　　李鐵：
　　我們這么多年一直強調工業主導的城市化進程，但工業主導的城鎮化到一定階段會向服務業轉變，服務業才是未來就業的主體。
　　可是現在的城市建設給服務業留下發展的機會了嗎？可能還得認真地反思一下。
　　從城市規劃角度來說，我們的城市看起來很好，以過去農村的心態來看，城市建設得也很生態文明，但城市變得越來越不方便。可以說中國的城市比東亞這些國家和地區都漂亮，可是論方便呢，我們并不覺得我們的城市方便。如果到臺灣去，遍地都是地方小吃，有很多小館，很多飯店，各種服務業都非常發達，到日本也是如此，可是在中國我們沒有，發展不起來，沒特點。
　　《財經》：
　　是的，現在想吃個飯、買點吃的都要開車去大商場。背后是怎樣的利益驅動？
　　李鐵：
　　我們有大量的城市都特別熱衷于房地產開發，一大片、一大片的房地產開發出去了，可是服務業長不起來。原來家門口都是商店，現在都是路，很寬很寬的路，因此我們出門必須得開車。人們忘記了在自己的土地上長出來的房子是可以經營很多種產業的，比如經營作坊和服務業。
　　另一方面，發展服務業，怎樣從成本方面來認識城市資源的配置，也是一個問題。比如崇禮，我跟崇禮原縣委書記褚國儒講崇禮的城市發展，一是會議經濟，二是不要搞大規模的開發，少蓋高樓，進行小規模的土地建設。服務業只有在小塊的土地上才發展得最快。再有一條就是提高土地利用率，不搞大馬路建設，都是小街道。小街道密度高而且好租。小門面，小空間，一來可以降低商家的成本，二來可以給游客不同的消費選擇，對服務業發展有利。在旅游景點做一個萬達那樣的綜合體就不合適了，因為他只能給你一種選擇。
　　《財經》：
　　大塊土地出租、批地給工業發展，政府方面可能覺得能拿到更多的土地出讓金。
　　李鐵：
　　你說的那個是工業化的老路子了，比如崇禮，我們參與了當地的城市發展戰略規劃。當地政府完全可以選擇發展工業，搞風電或者金礦的話，一年稅收分別有2000多萬、1.2億，傳統都認為服務業對地方財政的貢獻小。在發展工業或者服務業之間搖擺的時候，我就勸說他們，北京的服務業外溢才應該是立市之本，搞會議經濟、搞旅游和滑雪場會帶來與之匹配的旅游地產，帶來基礎設施的改變，其服務業的鏈條長。這樣帶來的不是一個服務業而是服務業的整體發展，否則，看似眼前收入高了，但不可持續。
　　還有一個問題是，政府拿地的目的是根據自己的想法來搞基礎設施的投入和運營。如果按照政府的想法就會面臨幾個大約束：第一、非市場化的肯定效率不高；第二、主觀因素一定會導致決策失誤。況且，現在賣地的收入也已經不行了。
　　PPP如何解套？
　　《財經》：
　　土地財政吃緊，央地兩級政府開始推PPP（公私伙伴關系），引入社會資本，引入市場競爭，繼續透過投資維系經濟增長。但據我們了解，水、電、氣等各公共服務，實際上很少對社會資本開放。而且，很多企業也表現出了對和政府合作的擔心，PPP現在面臨著什么樣的難題？
　　李鐵：
　　在當時制定政策的時候，PPP是好思路，至少地方政府可以用這個“解套”。
　　我們知道現在中國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基本是政府包攬的，來源基本靠土地出讓，但是這個路走不下去了，怎么解套？你只能允許民資、外資來參與基礎設施的投資、運營和管理，政府來購買服務，這是一個基本的思路。
　　但我們的大環境確實存在著幾個非常不利的先決條件。我們城市的公共服務帶有福利化供給的色彩，老百姓已經習慣了，再漲就很難。比如水價可不可以市場化？階梯水價到現在推進起來還有很大的難度；電價，我們知道現在的電力價格是很便宜的，相當于英國等歐洲國家的電價，電的問題也帶有政府調控的因素；北京地鐵，領導過去一句話讓人們坐地鐵不管多遠多久只花兩塊，現在想漲一點也很難。
　　但你知道，現在北京的環境承載力又面臨很大的壓力，有人說要通過控制人口來緩解，從另一個角度講，這其實也是市場化問題，既然地下水過分開采，我們為什么不加大階梯水價力度呢？既然資源短缺，為什么不用價格調整呢？比如地鐵的票價。
　　過去可以實行福利供給的原因，是因為企業是國有的，地鐵的投入可以通過土地出讓金來彌補。而現在這兩大因素都遇到困境了：市場化更加成熟，運營成本越來越高，土地出讓收入難以維持原來的增長。
　　不過，現在政府想要通過PPP這個方式解套時，民資及外資運營首先會考慮一個問題：我是要賺錢的。我要賺錢，這樣，我就得考慮：價格能不能市場化？價格不能市場化的話，就不能賺錢。萬通創始人馮侖之前講了，企業不能賺錢怎么會加入PPP？
　　另外，運營管理怎么做？國企將運營權賣給你，原來管理的這批人怎么辦？他們愿不愿意放棄？這是我們面臨的挑戰。還有法律環境問題，都非常重要。
　　我們最近在國家新型城鎮化62家試點中，有一項改革內容就是關于PPP的。后來我們下去調查，都說很好。但簽的很多協議中，落地執行的很少，幾乎沒有幾個真正實施起來的，因為一個項目面臨著成本、福利、運營管理等各個方面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這種大的體制問題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PPP的方式將很難推進。
　　《財經》：
　　我們的政府習慣大包大攬，但這不是市場化、城市化的思路，PPP如此，城市發展更是如此，那在城鎮化后半場，您認為政府應該是一個什么樣的角色？
　　李鐵：
　　新型城市將來還會有一個大型的計劃調整，但總的來說也是城市發展的一種思路。從一個企業發展思路的策劃中，政府做什么？就是公共服務。
　　舉例來說，崇禮雖然是國家級貧困縣，但是政府服務意識很強。首先是干預很少，其次是不限制投資，第三是服務型政府。崇禮三任縣官對企業的扶持力度都很大，政府主動公關來解決交通問題，交通問題解決之后又帶來新的變化。所以，服務型政府是比市場選擇，區位條件等更重要的一環。
　　《財經》：
　　京津冀一體化進程中，最關鍵的政府服務是什么？
　　李鐵：
　　我覺得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是交通，但是目前我們的交通模式是不可持續的。
　　雖然私家車也能帶來消費的外溢，但在國際上，主要還是通過軌道交通。政府老想著修高速刺激經濟，要發展工業，引進汽車廠，然后把車賣出去，當初如果把軌道交通建起來了，也就沒有那么多人用車了，也就沒有那么多擁堵問題了。
　　《財經》：
　　住建部原副部長仇保興曾經說，我們人多地少，美國人少地多，如果要東亞城市學美國和加拿大，這城市就是死路一條。現在軌道交通開始受到重視了，但還是有很多人并不喜歡選擇軌道交通出行。
　　李鐵：
　　我們的問題是根本就不方便，這怎么聚集人呢？我們這些年對交通的認識沒有和方便聯系起來，我們的城市建設也沒有和方便聯系起來，地鐵站的建設將大量精力放在形象工程上，我們更多地注重城市的形象建設，忘了它最重要的目標：方便。
　　交通流量如果不能在一個點上迅速地放大，就不會帶來周邊地產經濟的逐級發展。但是在東京，它的金融街挨著東京站，皇宮離東京站也就一公里，新干線、城市軌道、地鐵等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都匯聚到這里，從而帶來了人流的迅速增加和疏散。
　　交通能方便地聚集更多的人，人多了才有服務業的出現，房地產業得以增值。地產升值既解決服務業發展問題、鐵路的財務問題，又為人們的需求和使用提供了便利。
　　《財經》：
　　比如，把高鐵站建到城外，就非常不方便。
　　李鐵：
　　這個問題，首先是因為政績等原因，不愿意增加在城里的拆遷和協調成本，其次是想通過高鐵站帶動新城，增加地產收入，結果大部分都失敗了。
　　現在大量郊區沒有和其他站點接通，所以人口聚集能力就大幅度下降。本來是一件快的事情，比如說我從泰安到濟南，高鐵通到城外，我到城外就一個小時，這樣就沒有意義了。
　　但你不和其他站點結合，疏散也慢，服務業也聚集不起來。從成本上看，和其他站點結合導致地價升值，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高鐵建設的成本。再有，傳統時代，只要你有交通，大家都依賴那個，城市會以此展開，但現在交通速度快了，選擇多了，如果交通附近干啥都不方便，大家也只會迅速聚集和散開，并不會形成有活力的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