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前的那個秋天，盛大的國慶閱兵儀式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而14歲的劉建東離開了家鄉河北邢臺市平鄉縣，乘上前往北京的火車，在通州的一個皮鞋廠開啟了他的外出務工生涯。

　　劉建東的打工版圖跨越了蒙古國、俄羅斯和非洲。他如今的身份，是北京的全職網約車司機，與他一起的還有32位平鄉縣的老鄉。他們建了個微信群，叫“大東車隊”。

　　他們睡覺的地方在北京南六環邊，天安門城樓正南約20公里處，一個食品廠所在的“城中村”。他們都是老鄉，男性，30多歲為主，老婆孩子留守家鄉。他們的生活是中國1.7億來自農村的那群人的典型寫照。

　　他們大都是80后，早已與土地失去了聯系。盡管還是農業戶口，家中有幾畝土地，但已經沒有人再愿意回去耕種。大多數人都曾三番五次回到家鄉，但呆不了多久，又選擇再次進城。如此反復。

　　今年春節過后的100天里，劉建東的同村老鄉陸續來到北京開網約車，最多的時候有40多人。當時，一個月能賺一萬元左右，少的也有七八千。

　　這份收入讓他們在鋼筋水泥的城市得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司機的身份與北京建立了新的聯系。但與過去農民與土地之間的親密不同，新的聯系顯得有些脆弱。

　　網約車新政“京車京籍”的要求，給這段脆弱的關系砸了下重重一錘。上半年，“這邊人多，快來拉啊”這樣的信息，還在“大東車隊”微信群里互相傳遞。隨著北京網約車新政消息的發布，這個微信群如今越來越沉寂。

　　他們都在討論未來要干什么，網約車不知道還能不能繼續開。有人說，不給干就去開黑車。大東車隊的命運就像北京不時出現的霧霾，讓人看不到前方。

　　一、大東車隊居住的地方，緊挨著南六環，附近有許多工廠廠房。沒有高樓，空氣偶爾飄過塑料燃燒的味道，這里是典型的城鄉結合部。

　　老鄉們全部住在以食品廠為圓心的城中村里，其中20多人住在同一幢樓里。這是一棟4層的筒子樓，每個房間約十一二平米，一般兩三個老鄉睡一間，每間每月500元。

　　這天是星期二，中午陽光明媚刺眼，但如果不開燈，樓里就漆黑一片。一個老鄉說，這里就是比較潮濕。

　　劉華把被子拿到樓道走廊“曬”，那里采光好些，不過依舊曬不到太陽。劉華是這群司機的介紹人，32歲，當初就是他把劉建東的同村老鄉們帶到了北京。

　　住在2樓的劉建東，1985年出生，1999年進城，十幾年來做過流水線工人、建筑工、收銀員以及今天的網約車司機，現在有3個兒子，媳婦在家鄉帶著。他在家鄉還有三畝地，父母在種。

　　劉建東的職業經歷，跟隨著中國產業結構的變遷而不斷切換。1999年，第二產業是中國經濟的第一驅動力，占三大產業比重45.76%。珠三角、長三角以及江浙地區發達的制造業，迎來了一波又一波進城務工人員，流水線上坐滿了來自外省的工人。

　　而隨著房地產在中國的興盛，給外來務工人員打開了另一入口。2003年8月份，國務院發文將房地產行業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房地產投資不斷增加，樓盤在一座座城市里拔地而起，建筑工人的身影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城市里。

　　服務業則在2014年首次超過了第二產業，并且互聯網經濟創造了大量勞動力需求。快遞員、外賣小哥和網約車司機，成為打工者們最新的陣地。

　　伴隨著產業的興替過程，這群村里來的人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大眾的視野里。

　　劉建東說，他們這一代人，基本沒人再愿意種地。過去，種莊稼帶來的收入可以養活家里幾口人，再換些錢過生活，基本夠用；如今，種莊稼的收入，一畝地能賺幾百元就已經算不錯。

　　他掰著手指頭仔細算了一下賬，按照今年的玉米價格，除去肥料、除草和收割等成本，基本只能剛回成本。政府發放的種地補貼，每畝地一年是100多元。

　　劉建東說，如果種地能夠解決家庭溫飽，夠小孩的學費，誰不愿意在家里陪著老婆孩子熱炕頭？因為不掙錢，所以把人趕進了城市。“就算回去了，也還是得出來，因為沒錢掙。”劉建東過去已經回了家鄉好多次，最后仍然跑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