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以安徽銅陵為例，最近幾年，銅陵多宗土地拍賣出現流拍，這種情況在2015年甚至達到了極致——所有地塊全部流拍。

　　在這種形勢下，一些過去依賴土地財政的三四線城市經濟更加羸弱，“地賣不出去了，還有什么好說的”，這是東部某省非熱門城市一位官員的感嘆，當地上半年財政收入負增長。而與此同時，因土地價格的暴漲，當地省會城市上半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漲超20%。

　　除了城市之間的抽血，房地產對于其他行業的抽血也成為本輪樓市狂歡最大的副作用之一。

　　上半年，我國居民按揭貸款新增2.36萬億元，同比多增1.25萬億元。同時，M1與M2剪刀差持續擴大，表明大量居民存款轉換為房地產企業的活期存款，實體經濟陷入所謂的“流動性陷阱”之中，民間投資增速從年初開始就一瀉而下。

　　人去哪兒了？

　　為什么去庫存會變成這樣一場地區與地區、行業與行業之間的資金大抽血？

　　除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外，人口現象解釋了二線城市房價上漲的原因——城鎮化撞上了大城市化。

　　如果說2010年以前的房價上漲表現為人口現象，那么本輪支撐一線城市房價上漲的因素，則是不折不扣的貨幣現象。但人口遷徙對房價的拉動作用仍然存在，這主要表現在二線省會城市，表現在三四線城市向二線城市的遷徙過程中。

　　以河南為例，該省常住人口在過去5年間幾乎沒有增加，凈增速甚至是-3%。但鄭州作為其省會城市，同期人口約增長10%左右。

　　這種人口凈流出與省會城市的人口凈流入，正在合肥、南昌等多地上演，由于一線城市嚴控人口和置業門檻的水漲船高，為了獲得更優質的公共服務資源，人口向省會城市和中心城市涌動。

　　在筆者的家鄉，普通家庭為子女置業，無一例外地都選擇了省會城市。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在于，這些省份最好的高校都在省會城市，學生畢業后能在當地就業的話，置業就成了理所當然的選擇。而一些條件更為優越的家庭，則將目光放在了北京、上海等地。

　　這種選擇的后果是什么？

　　一方面，三四線城市的新增住宅將鮮少有人問津；另一方面，在一線城市或省會置業，需要舉全家之力，這些家庭往往選擇賣掉此前的多套房產，將資金集中輸送到上述城市，這無疑給三四線城市的去庫存更添一道難題。